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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一千一万个头绪，最后都集中在罪恶的根源上面——倭寇！可恨的倭寇，如果不是他们频繁扰边，禁航也不会发生，下西洋的活动仍将继续，江浙一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慢慢发展壮大，最后来个什么选举维新，从封建社会提前过渡到资本主义，到我们这一代进入管吃管够的社会主义……没有马关条约，没有八国联军和鸦片战争，没有军阀割据，提前有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我们比美国孩子更优越，多美……我是不是个妄想狂？
总之，可恨的倭寇！它们打乱了大中华帝国平静前进的步伐，该杀！
现在既然有了金牙海盗，既然倭寇才刚刚开始寇边，我是不是有必要回东亚，帮“戚虎”一把？将巨大的历史危机化解于无形？
第二百三十一章 … 明朝海防
怎样处置王直的人呢？说到底，都是些可悲的人呢，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出卖了祖国，该死！不过好多年没见中国同胞，不忍杀，心道首恶王直已死从犯给个机会吧，还是以教育为主。回头老子亲自办个学习班，告诉他们什么叫做礼义廉耻，要学梁启超，不要学汪精卫汪直之流的，挂着曲线救国的羊头卖汉奸狗的肉。
以后他们就知道梁启超先生让人敬佩之处了。百日维新变法失败时，梁启超被清廷鹰爪通缉追捕杀，形势危急，幸得日本大使馆营救，后来又送到日本政治避难。小鬼子没少给梁启超好处，拒绝清政府将梁引渡回国的要求，可谓有再生父母之大恩于梁。梁自己也说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要报恩。可是后来袁世凯要和小日本签《二十一条》，知道第一个跳出来在报纸上公开反对，大声呼吁的是谁吗？就是这个梁启超！
很多日本人不理解，用言论抨击梁启超，梁说：“恩情是恩情，民族大义是民族大义，有恩报恩，然国家民族大义绝不敢忘！”
我听说这个故事后当时拍案击节：“梁启超，是条汉子！大是大非分得很清楚，吕端大事不糊涂！对付小日本，就要吃它的喝它的，拿了它的对华援助贷款还不还！”
最关心的当然是现时中国的态势。
已是大明嘉靖朝中后期，国有乱象。江西爆发闽粤起义；北方蒙古铁骑的威胁依然存在，蒙古各部首领如俺答、董狐狸、土蛮、长昂的大军时时威逼都城；倭患猖獗，波及从辽东到广东的全部沿海地区，并弥漫到东南内陆，海盗们往往动辄纠集数千甚至上万人马，深入内地数百至数千里，围攻州府，攻占县城，大肆烧杀抢掠，掠虏人口，抢劫财物而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
当时倭寇的主要军事力量来自当时海上走私集团。嘉靖二年，按大学士夏言建议，朝廷取消市舶司，中止了对外的官方和半官方的贸易，继而嘉靖二十五年，浙江巡抚朱执为防倭，推行了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不但禁止民间出海贸易，甚至连出海捕鱼也在禁止之列，沿海之间的交通也都被阻断。断了财路的海上走私集团遂由以前亦商亦盗变成纯粹的强盗。由于东南沿海地区人多地少，很多平民均“资衣食于海”，或依附于海上贸易为生，严厉的海禁使他们衣食无着，相当—部分人投入海盗行列或与山贼合流，倭患遂达颠峰。“真倭少，从倭众。”“今岂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和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能够自由来往于海上，并操有实际海上利益的，绝大多数是违法犯禁的武装走私人员……海盗商人。身兼商人和海盗两种最光荣职业的航海者。
嘉靖三十四年，战事扩展到了江浙，倭寇不仅横行江南，出入于长江下游。甚至围攻苏州、杭州、扬州、温州、泰州等城市。地方动荡，海上豪杰众多，官民间战斗亦颇为激烈。。
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徽州府许一（松）、许二（栋）、许三（楠）、许四（辛）、李七（光头）引倭聚双屿港，后来海盗商人林剪驾船七十余艘至浙海，徽商王直也“招千人亡命逃入海，推许二为师”，以许二为首的海商集团形成，成为“海上寇最强者”。
许氏海上集团在东南沿海既从事走私活动，又攻城略地，明朝军队的指挥吴璋和总旗王雷斋都曾被抓获，用一千二百金才赎回。惹怒了明朝政府，浙江巡抚朱执亲率备倭大军四路围剿，许一被捕，许三许六李光头丧亡，许二许四逃往西洋。
然而以王直为首的海商集团又形成。“许二逸去，王直素有机智，人多服之，，乃领其余众”，后来吞并另一伙海商陈思盼后，成为舟山群岛乃至东亚地区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海商集团，其手下郑春庭、陈豹、施大、叶宗满、徐维学、谢和、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头目。王直为扩大海上贸易，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分领船队，满载货物，扬帆世界各国，“凡五六年间，致富为大，夷人信服，皆称“五峰船主”。接着，他又招聚徐海、叶麻、陈东为将领，勾引倭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人啸聚沿海。
千错万错走错这一步。如果他能借助自己在沿海的威望，学“宋江”之举，与朝廷勾通招安，以达到通商互市的目的。这并非不可能，朝廷一直都在与王直交涉，更何况“杀（陈）思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但王直千不该万不该，勾结外倭，损我中国利益。这是大明朝所不能容忍的。
招来大明攻击。“俞龙”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王直突围而出，逃到日本，在平户建立贸易基地，自称“徽王”，控制要害，“凡三十六盗之夷，皆受指使”，成为中日海盗的总首领。
真是一步行差踏错步步错，王直在叛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多次跨海攻击。“纠岛倭及漳泉海盗，巨舰百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这就是著名的壬子之变；“比年如是，坐定海操江亭，号净海王”；占据浙江拓林，连营三百里，出太仓入昆山，师家滨大破明军。
可悲的是，王直甚至仍然认为自己是正义的。通商互市本不为过，罪大莫过于勾结外敌。打败明军后，他又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他对明使说：“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俞大猷）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向总督胡宗宪递交请愿书，请“胡军门代为疏请通商”。但千万不该，这个笨蛋又为日本人说话“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海患乃平。”
浙直（徽州）总督胡宗宪拍案大骂：“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狗贼，替倭人说话！”一旦牵涉到国家尊严，王直非死不可，乃被诱捕杀掉。王直海商集团覆灭。
说实话，明朝政府胜之不武。王直部下大将徐海、叶麻、陈东率众出动，夺海船，攻海宁，陷崇德，袭德清，拥众五六万，有海船千余艘，杭州苏州危在旦夕。朝廷为之震惊。但后来由于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分化打击，平户基地又被大倭寇头子岛津义虎吞并，徐海、陈东迫于形势向胡宗宪求和，又蹈了大头领覆辙被诱捕。王直集团覆灭，余众逃散。
现在的中国海商集团既与明朝政府对立，又认清倭寇真面目，和倭寇交恶，大都流落在南澳岛（闽粤交界海域），与葡萄牙人贸易来往。如叶麻、许朝光、吴平、曾一本、谢策、洪迪珍、林国显、徐碧溪、林道乾、杨老、魏朝义、诸良宝、莫应敷、张链等人，都是风头正劲的海盗商人。这些人出身复杂，行事风格亦正亦邪，很难说好坏之分，南澳岛地形险恶，海情复杂，官军屡次出动无果，更是剿不胜剿，因为“民”与“盗”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而且力量相当强大。这些海上武装集团的活动范围遍及闽粤两岸沿海，也到达日本、吕宋、交趾、苏门答腊、柬埔寨、暹罗、三佛齐和安南等地，在加里曼丹、吕宋等地建立殖民据点。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人贸易网点甚至到达印度洋。
海防糜烂的困局一直是大明一朝畏惧头疼的问题，也没少下力气去整治。然而造成这种局面，恰恰与明朝当局施政不当有极大干系。“夷境拓之益远，则交使官费益贵，于国政者不得不查，”“啸聚海外者，皆奸狡之徒，今之计维片板不准下海者，而倭祸自绝。”是上层的共识。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以严刑峻法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然而，东南沿海的粤、闽、浙诸声百姓至迟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海上贸易，从中获利颇丰。这种地方文化传统与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