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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奏。”崇祯帝一听五年便可复辽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不知，自他离职后的这一年，东北边防已现出了巨大的变化。从明军方面而言，继任的督抚多贪赃冒赎，克扣军饷，多次激起士兵哗变，军心涣散。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继失守，边防一触即溃。而皇太极即位以来，更加注意调整满汉关系，逐渐开始封建化过程，国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极也在战斗中总结出了对明作战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在东北边境，清军的实力大大胜于明军。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袁崇焕声称“五年复辽”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在场的大臣都为袁崇焕的豪言壮语捏了一把冷汗，给事中许誉卿趁崇祯帝入内室小憩之机悄悄问袁崇焕为何出此狂语，袁崇焕笑笑说：“聊慰圣心耳。”许誉卿正色道：“上莫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袁崇焕一听大梦方醒，甚觉失言。待崇祯帝再出，立即跪奏道：“东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接着提出了在军队调度、兵需供给方面的诸多要求。崇祯帝一一答应。袁崇焕担心自己远离京师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崇祯帝一听此话甚觉刺耳，但为了边疆大事，也不便发作，沉默了一会儿，对袁崇焕说：“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命赐尚方宝剑，准其先斩后奏。
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把恢复边疆的宏愿完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但仍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
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
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
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但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又指望袁崇焕早日恢复辽境，所以还是强忍怒气，“优旨褒答”。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参见京畿之战）。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
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
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
直到后来清军入关后，人们方知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名逃回的宦官是清军有意识让他们听到议论后又故意放归的。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
袁崇焕籍贯考实 1 2 3 4 5
撰文：杨宝霖
内资料提供扫描校对：黑暗武器
袁崇焕籍贯的考证，对于袁崇焕思想发展、性格形成的理解固有必要；对于袁崇焕军事思想的研究，对于袁崇焕功过的评价，也不无帮助，正如力主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阎崇年先生所说：“很需要对袁崇焕的籍贯作一番考辨。”〖注1〗
［一］《明史袁崇焕传》载：“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中华书局校点本《明史袁崇焕传》后《校勘记》云： 东莞，《怀宗实录》卷三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国榷》卷九一页五五四四、《明进士题名碑录》万历己未科都作“藤县”，疑作“藤县”是。
嗣后，袁崇焕为藤县人之说，如雨后春笋，大小报刊所发表的文章 … ，有十余篇肯定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注2〗其中，以阎崇年先生的《袁崇焕籍贯考》为集其大成，它进一步斥《明史袁崇焕传》载袁崇焕为东莞人是“文物无据”，“文献无征”。
说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依据，综合起来，主要在：
一、崇焕父袁子鹏碑（墓在广西平南县白马乡）记崇焕之祖袁西堂在嘉靖初年由东莞迁藤。
二、广西藤县《袁氏家谱》载崇焕之祖袁西堂于正德元年（1560）由东莞迁藤。
三、北京孔庙内明清进士题名碑袁崇焕名下刻“广西藤县”。
四、《明怀宗实录》、《崇祯实录》、《崇祯长编》、《国榷》、《明季北略》诸书载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
五、袁崇焕《天启五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言“臣籍已属西江”，西江即浔江，指藤县。
六、崇焕被杀后，其妻黄氏在藤县投水死。
七、藤县白马乡有袁崇焕遗迹。八、藤县白马乡有“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纪念碑”。
现在先剖析一下上面八点理由，看看是否可以作为证实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依据。
（一）关于袁子鹏墓碑（以下简称“墓碑”）与《袁氏家谱》（以下简称“《家谱》”）
主藤县说者主认为“袁子鹏墓碑是袁崇焕为藤县籍的一个力证”〖注3〗，又说：“《袁氏家谱》的首次发现，为研究袁崇焕籍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注4〗但是，只要参合其他资料，细心读一读，就不难发现墓碑和《家谱》舛误多端，殊不足信。
墓碑云：“□祖，西堂公之子。西堂公由广东东莞县于嘉靖初年至广西梧州府藤县四十三都白马讯。”〖注5〗《家谱》云：“始祖，字西堂。公籍广东东莞县水南乡茶园村，明正德元年自粤东贸易至广西梧州府苍梧县戎墟，居住数年，迁居于藤县五都白马讯。”〖注6〗袁西堂自东莞迁广西，一说嘉靖初年，一说正德元年，墓碑与《家谱》，既同出一家，何参差若是？此不足信之一也。
墓碑载袁子朋（墓碑原刻作“朋”）三子六孙（兆填、兆埍、兆□、兆始、兆勋、兆右），《家谱》载袁子鹏三子三孙（兆勋、昭始、昭右）〖注7〗。姑勿论“兆”与“昭”二字不同，“兆填”、“兆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