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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倭乱来看。中国大明政府的腐败和愚昧的外事政策是引起倭乱的起因，我们一些当政的中国人不像外邦之人，擅长利用别人内部地矛盾，使自已获得最大利益，反过来，为了个人一点点的利益，不顾甚至出卖国家利益，把别人内部矛盾引向自已的国家，这就是一个典范。
这样就把本来是日本贡使的内部之争演变成了日本贡使与中国大明当局之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本来还是可以挽回地，可大明市舶司的官员们为了推卸责任，不向上禀报真实情况，使大明政府当局愚蠢地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撒销了市舶司，并禁止对日通商。这对已兴起的中日商贸来说，不谛是当头一棒。那些收到倭人货物还没付款的中国商人很高兴，这一下可不用付款了。而许多交了货还没拿到钱的倭人则傻了眼。同时日本国内为出口大明的货物和已装船在海路途中的货物也有不少。而禁商通告一出，这一切都成非法行为，政府不预保护，许多中国商人向日出口的货物也一下子成了非法走私出境。这项政策给中日两国地商人都带来极大的损失。
朝贡是你皇家官方的事，你既使不做，只是你一家的事，可民间通商涉及千家万户的生计，岂是能禁得了的。
大明朝政府当时罢市舶发布的通告是以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社会的稳定受到威胁为由，唱的也是爱国为民的口号，其实这漂亮的口号后掩盖着的是腐败和外交无能和出台政策没有前瞻远见。这‘利益’和‘稳定’漂亮口号的实质是把国家推入不稳定之中，把人民推入祸害之下。
“市舶既罢，日本海商往来自如，法禁无所施”。这样禁的结果实质上是政府放弃了管理，地方豪绅势力乘虚而入。
当时有人记录了这一事件；“国初设官市舶，正以通华夷之情，行者获倍之利，居者得牙侩之息，故常相安。后因禁绝海市，遂使豪势得专其利”。当时的沿海居民和日商大多不顾禁海通商的禁令，干起了走私行当。
倭乱起，实因明朝施政不当之故，强行禁止民间通商利益所趋，是为不智。
其二，没有诚信的经商手法再给倭患添油加薪。
当明政府放弃市舶管理后，民间自行走私经商陷入了无序之中。一些玩得大的中国商人做的都是拖欠货款，找借口不付款，玩的是不付款又不退货的大把戏。他们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直拖到你服了，拖不起也熬不住不想要自已的货了，这样你地货整个都作为利润装进了他地腰包。这种把戏又玩到了到中国来做外贸生意的日本倭人身上。这样被拖欠货款的日本倭人因行为属于走私而无官方通关及居住许可，只好住在沿海各岛上，等待索要货款。而中国的许多欠款奸商等倭人来讨货款就避了出去，让倭人们多次空跑。而卖给从商的明朝地方官员的货物也是同样下场。
在来华通商的日本商人中，不乏实力雄厚的富豪大户，但也有不少在国内生计艰辛赊货来华的普通商人，还有多家集资的大户，还有是不惜风险借贷购货来华地冒险家。因为海上时有海盗出没。故这些人都在货船上带有兵器防身，他们一般都是把货在华卖掉，再从中国购一些日本市场上紧缺的中国货带回在日本市场卖给日本老百姓，以获得利润。一旦货物被骗，或货物被收而货款要不回来，这经商的资金链条就断了，也无法回国归还赊帐和借款。而长期居住海岛上等待中国商人还款时也还要吃要喝，等无吃无喝了。出路只有一条，与那些欠债的中国经商官家和奸商们拼命。
“自罢市舶后，辄主商家，商率为奸。利负其债，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索急，则避去，已而主贵官家，而官家之负甚于商。番人泊近岛坐索其负；久不得之，乏食，乃出没为盗。辄构难。有所杀伤。贵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当事者，谓番人泊近岛，杀掠人。而不出一兵驱之，备当倭固当如是耶？当事者果出师，而先阴泄之，以为得利。他日货至，复如然。如是者久之，倭人大恨。言挟国王资而来，不得直，曷归报？必绘取尔金宝以归。因盘据岛中不去。”
这些奸商真是骗人骗到家了，你倭人想要第一批货款吗！那你就得送上第二批货来，你送上第二批货，我还得让你再送第三批货，不送就不给你第一批货钱。搞得日本倭人越陷越深，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想出了办法，只好说自已的货是日本国王的，国王说了；要不回钱，就别回来。这简陋的办法根本就蒙吓不住黑了心地中国官商和奸商。
而此时的明政府是不闻不问，这种官商勾结一起坑骗倭人货款的卑鄙经商行为导致倭乱越来越严重。当时的沿海适合居住地岛屿上差不多住的都是要债的倭人，也有许多对日做出。被骗的内地华商。他们的货也被自已的同胞骗了，可他们不敢告官，因为禁商通告发布后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除部分倭人认账吃亏返回日本不再与中国商人做生意外，许多倭人不甘心被骗。既然中国政府不保护正当地商人利益，他们就只好自已来索回欠款了。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形成大股倭寇，或推举有见识的华人做首领或让华人海盗为头，利用海岛做根据地，在用武力讨要货款的同时掠夺沿海居民，并大杀欠账的富豪奸商官商，最终酿成大规模倭患，造成倭寇为乱中华四十年的局面。
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的明军不是他们的对手，最后明政府只好让俞大猷和戚继光另组训练明军进行围剿。
倭人作乱，其实本也形不成大气候，因为虽然中国的官奸商们把他们逼上了绝路，使他们作战非常勇猛，但他们毕竟都是商人出身，没有经过正式训练。使明政府害怕的是许多中国人也加入了倭寇的队伍，成了倭寇。因为倭人事出有因，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同情，再加上在明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矛盾重重，自然在中下层正直的中国商人中也不乏被奸商官商所骗之破落之人，及失掉土地的农民，乡间的凶徒，逃跑的犯人，在官场上被罢免的官吏，失意的文人策士，穷困潦倒的不第秀才和一些同情倭人仇视明政府的人纷纷加入了倭寇队伍之中。这些人做为中国人，既了解当地地理，更了解大明的腐败和政府运作机制和明军地作战特点。这就使倭寇战力大增。在戚俞二位英雄未参战之前地平倭作战中。明军在这些处于绝路的倭华人混合组成的队伍面前不堪一击。当时各股倭寇各自为战。这些无家可归的倭人在加入他们队伍的华人帮助下，在战场上经常取得胜利。
以一五五二年四月攻浙江台州，破黄岩，掠桑山定海的当时最大一股倭寇为例，这股倭寇的头目是个中国人，叫汪直。安徽省人，因事亡命海上，成为这只势力最大的倭寇头子。倭人对他特别佩服，很尊敬他，听从他的指挥。愿为他赴汤蹈火。
倭寇本都是日本的农民商人出身，不懂战阵兵法，虽勇但憨，不怕死。因为他们回国也是死路一条。日本国内地债主们也不会相信他们的话，既是那些不负债的也破了产。他们一上战阵，就脱光了身子，只穿一条耙大的短裤，挥着日本的三尺宽弯之刀拼命向前。因此才有“倭寇勇猛”之说，其实只是被逼到绝境才会“勇猛”。
说起来也见笑，各股倭寇都是由中国人做他们的首领。在各股倭寇中，以汪直的这股实力最大。其次是徐海。还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多支由中国人指挥的倭寇队伍，为害甚烈。这些身为中国人地倭头，金冠龙袍，海岛称王。他们攻城掠地，专杀富豪奸商和从商的官吏，也掠夺百姓入伍以扩充他们的实力，很有点农民起义军的味道。
说他们是‘倭寇’好像也有些牵强附会。因为他们地头子是华人，队伍中的成员大部分也是华人，他们好像是专为倭人打抱不平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军队伍。倭人在这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倒像抗战时期日军中的伪军了，我们当然无法想象如果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各个派遣军司令和大多数基层官佐都是华人会怎么样？那恐怕就不叫抗日战争了，改叫抗击华人指挥的日籍雇佣军战争了。
其实与明军在战场上作对的战场指挥和计谋对手都不是倭寇，而是自已地同胞，是同胞在指挥，在出谋划策，是多数华人同胞与少数倭人在一起向明军冲锋陷阵。
都说真倭只有十之二三，华人占十之六七。这些华人中的有军事知识之人为之出谋划策，侦知官兵虚实，为倭寇当向导，也竟一时使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