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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持续了大约一个半世纪，前后用了八名建筑师。公元1678年，工程在进行了约四十年后中断，因为堂区神父没有钱了。只能把新教堂的祭坛（惟一完成的部分）和老教堂（高和宽都比新教堂小二分之一）的大殿凑合着连到一起。1719年，新任神父让…巴蒂斯特·朗盖·德·塞尔吉（Jean…BaptisteLanguetdeCergy）为筹集资金组织了抽奖和收集银器活动。朗盖·德·塞尔吉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也是个对什么都充满好奇的人。正是因为他，我们才拥有了这个著名的圣叙尔皮斯天文日晷（在希腊语中是“指示器”的意思）。
“我在天上应该找什么……”
我们回到塞拉斯这里，他正在昏暗中审视这个日晷。他看着“一根光滑而又细长的铜条嵌在灰色的花岗岩地面中闪闪发光——这条金线斜穿教堂地板。这条线上标有刻度，就像一把尺”。直到“在那个角落，树立着一座碑，这让人感到意外。一个巨大的埃及方尖碑”（P？郾96）。铜条在方尖碑上垂直地向上。一个标准的日晷。这件东西放在一个教堂里，乍一看，的确很不适当。丹·布朗认为，这是“过去这里矗立着一座异教殿堂”（P？郾79）的补充证据。错了。或许是教堂里太暗了，以至于塞拉斯看不到方尖碑下面镌刻的铭文，它是以一句谜语开始的：“我在天上应该找什么，我在地上能够渴望什么，您是我心中的上帝，我永远希冀的天国。”然后，它很清楚地（尽管其中一些国王和大臣的名字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挖掉了）记述了日晷的来源和用处。
日晷是自上古以来最早用于天文学的器具，特别是在埃及（在埃及，使用方尖碑纪念早期的学者）。多亏这件仪器，托勒密（Ptolémée）才能够在2世纪确定地球是球形的。他手工制作的日晷可能只是用一根垂直的棍子放置在一个水平面上，影子的长度可以让人测量正午时太阳的高度以及它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圣叙尔皮斯的日晷则显得更精巧，更具戏剧性。它的构成正像丹·布朗所说，一根近四十米长的铜条从南面的耳堂开始，从祭坛的中心穿过，在北面的耳堂结束，以便爬上大理石的方尖碑。它还包括在南耳堂的一扇窗户右边高于地面二十五米处钻的一个孔。每天正午（巴黎时间）日光钻进这个孔，在铜条反应为一个点，在一年之中移动。这样，每年6月21日夏至的时候，太阳达到地平线的最高点，光点照到南耳堂地面上的一块大理石牌子上。12月21日冬至，当太阳最低的时候，光点就照到方尖碑上的铜条。在春分和秋分的时候，光点照到祭坛栏杆后面镶嵌在地面上的两块椭圆形铜牌上。
在天主教中，我们可以说，日晷可以用来确切确定复活节的时间，它应该是在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另外，也正是这个理由，朗盖·德·塞尔吉神父向天文学家亨利·德·叙利（HenrideSully）和皮埃尔…夏尔·勒莫尼耶（Pierre…CharlesLemonnier）定作了这个日晷。勒莫尼耶在1743年完成了安装。他急着用这个日晷，因为日晷可以用在科学工作上。这个日晷在当时让科学院和巴黎天文台的所有学者着迷，他们希望精确确定地球转动的一些参数。就这样，来自意大利的法国著名的学者世家卡西尼（Cassini）——其父子都是巴黎天文台的台长——在近一百二十五年中，借助圣叙尔皮斯日晷确定了几乎与今天使用高科技手段的精度相当的度量单位。
方尖碑和圣水刷
总之，日晷为上帝和知识的荣耀而工作。塞拉斯并不知道。丹·布朗知道吗？他写道，方尖碑上部有一个“金球”，或许是为了加强物品的异教特征。但他忘记了说，在金球上，有一个十字架。科学与信仰并不总是水火不容。当然，哥白尼（Copornic）有关太阳系的著作曾在1616年被列为禁书；当然，伽利略不得不在1633年的宗教裁判所收回说过的话。但是一百年后，在启蒙时代和哲学家和学者的队伍临近的时候，他们的理论在教会里也少了许多有毒的意味。以至于他们的继任者——其中有些人，例如凯撒·卡西尼，参加了共济会——被允许将他们的仪器安放在教堂里，因为这些仪器需要大空间。圣叙尔皮斯教堂并不是惟一一座安装了日晷和铜条的教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布尔热的大教堂、波兰的圣彼得教堂等等。再看看历史，宗教有时还可以得到科学的保护。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圣叙尔皮斯的祭坛没有被拆毁，那是日晷的功劳。与此同时，铜条使得祭坛成为科学仪器不可分的一部分。
对其他部分，革命者就毫不留情了：小礼拜堂被拆毁，雕像被偷走，大钟被熔化，地下室的坟墓（那里埋葬着拉法耶特夫人和孟德斯鸠）被人亵渎。地下室里无数的尸骨散落在地上，人们说，圣儒斯特①（Saint…Just），国民公会的议员，曾在这里开会。圣叙尔皮斯教堂在大革命时期遭受劫难，也因大革命而扬名。1790年，共和派的记者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Desmoulin）要求在这里举行婚礼。神父不愿意，人们就强迫他同意这件事。四年之后，德穆兰和他的妻子被他们的证婚人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1791年，还是这个神父拒绝在讲坛上宣誓遵守教士公民组织法。于是另一个“宣过誓的人”替换了他。从此，圣叙尔皮斯教堂变成了革命的平民演说家聚会的场所。他们就是在这里决定杀死被关押的所有拒绝“宣誓”的教士。当时有一百多人被处死。如今，在教堂里专门树起了一块牌子纪念这些“享受真福的殉教者”。
圣叙尔皮斯的幻象（3）
崇拜最高主宰
小说中，塞拉斯惊恐地在圣地看着方尖碑。如果他知道，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圣叙尔皮斯曾经是一座革命的殿堂，那又将如何？1793年，随着天主教的国教地位被废除，人们在这里敬奉理智女神（laRaison），然后敬奉最高主宰。在正门的三角楣上，我们依然可以辨认出似乎抹不掉的铭文“弗朗索瓦教民承认最高主宰和心魂永存”。后来，在1797年至1801年间，执政府把教堂出让给“有神博爱教信徒”，他们把教堂当作胜利女神（Victoire）的圣殿。这个教派把天主教和共济会的教义奇妙地混合在一起。
丹·布朗知道这段历史吗？然而它却给圣叙尔皮斯“受到共济会影响”的理论提供了素材。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场景。著名的管风琴木壳表现了一座古代神殿的正立面。这是让…弗朗索瓦·沙尔戈兰（Jean…Fran？觭oisChalgrin）（因为绘制了凯旋门的平面而名扬建筑史）在法国大革命前夜主持制作的。他是北极星的纯朴的心俱乐部会员。他还负责过两个钟楼的建造。较叩哪下ド嫌幸桓鋈情梗厦嫫婀值仫钥塘吮硎尽毒稍肌返纳系巯２次腨HWH。在当时，一些人还把这座教堂称作“新所罗门圣殿”。因为法国大革命，沙尔戈兰建造的南塔没有最后完工，留下一个大窟窿，比北塔矮五米。它成了在卢森堡花园猎食的那些隼的窝。
这座教堂也激发了艺术家们的灵感。法国志怪和秘术作家于斯芒斯（Huysmans）把他的撒旦小说《那边》（1891年）里的敲钟人放在这里。丹·布朗没有提到他。相反，他详细说到维克多·雨果选择这家教堂结婚（P？郾79）。这点倒是与历史吻合。1882年10月12日，雨果在这里与阿黛尔·福歇（AdèleFoucher）举行了婚礼。这类小道消息肯定给丹·布朗的故事增加了调料，因为，他把大诗人打造成郇山隐修会的卡隆。丹·布朗还中规中矩地提到萨德侯爵和夏尔·波德莱尔在这里受洗，前者在1740年，后者在1821年。
雨果喜爱转动灵桌，萨德是共济会邪恶的侯爵，而波德莱尔则是受到秘术影响的《恶之花》的作者——因此，圣叙尔皮斯就理所当然地散发出魔鬼的气息。可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文学很自然地与秘术紧密相关。只要想一想歌德的《浮士德》、杰拉尔·德·纳瓦尔的《火焰姑娘》，当然还有维克多·雨果和他的《沉思集》、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Villiersdel′Isle…Adam）、E。T。A。霍夫曼或者爱伦·坡，这种关联就一清二楚了。此外还有巴尔扎克，借用他的话：“有两种历史：骗人的正史，还有神秘的历史。”
著名的修道院学生
丹·布朗在小说中悄悄说出一句颇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