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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曹景行
讲述人：张永琴 顾顺章的第二任妻子 95岁 原名张萍
顾利群 顾顺章幸存的女儿 年近80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顾顺章是一个谜：在观众面前，他是手法精奇的易容高手，声明在外的魔术大师；对于工人劳苦大众来说，他是北伐时期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在江湖当中，他是青帮洪帮许多大爷的座上客；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看来，他是“红队”那一群亡命刺客的首脑；在中共党内，他是天字第一号的特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中共保卫组织“特科”的负责人。正是因为顾顺章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当他投靠国民党之后，他也被称作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1983年，原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来到上海特地约见了一对身世坎坷的母女。在那次见面当中，他们谈起了半个世纪前的“爱棠村事件”，谈起了那个遥远的名字——顾顺章。
顾利群：“在1983年，李强到上海来接见我的母亲，就是张萍（张永琴）女士跟我。一道到国际饭店，他跟我们谈了一些话。他说现在这个事情已成为历史了，在当时情况下，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已而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可以跟你们澄清：一点，向忠发不是顾顺章出卖的；第二点，‘伍豪事件’也不是顾顺章所为。他唯一的就是出卖关在监狱里的恽代英，其他他没有什么事情。这是李强亲口对我母亲讲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强是中共中央秘密保卫机构“特科”第四科的科长。192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特科在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之下，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扬生。二科负责收集情报，科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开国大将陈庚。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他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由顾顺章兼任。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李强作为四科的科长，曾经与顾顺章共事多年。
顾利群：“李强和顾顺章是上下级关系。‘我今天请你们来，是因为我同顾顺章是故旧故旧’，不是以工作的身份，以什么组织身份，是以私人的身份来看看我们。看看顾顺章留下的唯一的女儿、后来娶的妻子。
顾利群家里一直保存着一张贺卡，是见面后李强寄给她们的。那次见面对于顾利群来说，虽然了解了一些真相，但是仍然有太多的谜团得不到解答。
顾利群的父亲顾顺章1904年生于上海郊区，在烟草公司当工人的时候，顾顺章就因为在工人运动当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顾顺章与陈庚等人一起被秘密派往苏联学习特工技术》回国不久，他就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总指挥。（片中居然说1927年生人！在出生前一年就学习怎么当特工了。居然出现如此的BUG。真是无语到极点。）
特科成立之后，特科领导红队铲除叛徒特务，手段冷酷，行事周密，威震上海滩。顾顺章的才能得到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赏识，他本人也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当时，江西苏区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党内也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顾利群：“我认为我父亲短暂的一生，他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自己很有点聪明的，样样事都会干。所以他在1931年5月份以前，他是为共产党服务的。”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国民党驻武汉特务机构的负责人蔡孟坚后来说，抓获顾顺章是有可能改变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事件，他认为，如果一切顺利，顾顺章将帮助他们彻底击溃在上海的中共组织。蔡孟坚回忆说，被捕后不久，顾顺章就主动要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谈国共两党的合作”，虽然有资料表示，顾顺章一再提醒蔡孟坚不要把他被捕的消息通知南京方面，但是蔡孟坚的回忆当中对这一切却只字不提，他只是说，因顾藐视一切，事先不稍吐实，因此照正常方式与南京中央党部不断通电，正式注明顾顺章自首。蔡孟坚发往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六封绝密电报全部被隐藏在那里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并且设法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
顾利群：“他（顾顺章）的心里面不是说马上就想到国民党那里工作，他想有机会还是想快点脱离，但是机会没有。他跟他们讲，你们如果要想真正送我到南京去的话，不要用兵舰，用飞机快一点，我可以争取时间，但有些话我现在不能讲，到了南京以后我会再讲。但是武汉方面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两天之后的4月27日，蔡孟坚专门派了一艘小火轮和一个排的宪兵将顾顺章押赴南京。到了南京之后，顾顺章得知钱壮飞已经离开，当时就向蔡孟坚说，如果钱壮飞逃到上海租界向周恩来告密，我的前程必然艰险。就在当天，顾顺章被带进了蒋介石的官邸，但是蒋介石对他非常冷淡，三言两语之后径自离开。蔡孟坚回忆说，顾顺章知道自己已经是阶下囚了，立刻把一个重要情报告诉蔡孟坚，那就是中共领袖恽代英已经被捕，但是由于身份尚未暴露即将获得释放。因为的顾顺章的出卖，恽代英在两天后就遭到了枪杀。与此同时，上海对于共产党人的大搜捕也立即展开。然而中共的许多秘密联络点此时已经人去楼空，其中也包括顾顺章在上海的家。
顾利群：“国民党马上就派了很多人到上海来，结果扑了几个点都扑空了。顾顺章已经知道完了，‘我上海的家眷怎么样？’”
顾顺章曾经对后来的妻子张永琴说过，在1931年前后，中共中央在上海有两个机关，一个设在顾顺章和妻子张杏华家，一个在顾顺章的哥嫂家，两处都有顾家的人和亲戚出入，以免引起外界的注意。顾顺章被捕之后，他的家人忽然失踪。
顾利群：“我舅舅（张长庚）在松江读中学，住校的，一个星期才回来一趟。他有一天回家一看，家里门反锁在那里，没人。他又跑到姐姐姐夫家里，也是。他很奇怪，家里人都哪里去了。”
张长庚后来得知姐夫顾顺章的下落和表弟叶其蓁一起来到南京，见到了顾顺章。
顾利群：“顾顺章那时候还是没有人身自由，关在那里。就说‘你们找到这儿来，真好，我心里很急。你们两个人赶快回到上海，在马路上多转转，能不能找到老早你所认识的共产党方面的人呢。’我那个表舅（叶其蓁）就跟我舅舅（张长庚）回上海天天在马路上转。结果有一天看见王世德。王世德也是地下党。当时上海的巡捕房暗地里也跟随叶其蓁跟张长庚，在马路上看他发现什么目标吧。就把王世德请到南京去了。”
王世德是红队的成员，过去顾顺章的部下。王世德后来叛变，并且告诉顾顺章，他的家人已经被杀。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传记《周恩来》当中，提到顾顺章叛变之后，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行动，周下令或默许，按上海地下工作的传统开展反屠杀活动。顾顺章的家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红队杀死的。死者包括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哥嫂以及几个亲戚，一共九人。他们当时大多在从事地下党的一些基层工作。同时被杀的还有当时在他们家里打麻将的三两个外人。
顾利群：“我自己的亲属九口人被当时的地下党的红队，就是顾顺章自己领导的人，反而被他们弄掉了，他们怎么弄掉的，不能开枪的，勒毙。这个也是我以后才知道的。勒毙过程当中，两个小孩，就是我跟堂弟顾益群。我三岁，我弟弟两岁。他们就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讲，两个小孩，你们想办法给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寄养吧。所以，当时把我送到吴淞不知道什么乡村里面去，把我弟弟送到松江。”
在告诉顾顺章他家人的死讯之后，王世德带领着顾顺章的妻弟张长庚以及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人员回到了上海。在法租界爱棠村11号一处空房的庭院里，挖出了深埋地下的9具尸体。当时的上海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称之为“爱棠村事件”。顾利群说，1979年，她的舅舅张长庚遇到了曾经的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洪扬生亲手杀死了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又把顾利群送到了乡下。
顾利群：“（张长庚）把（洪扬生）领到我家里来的。洪扬生讲的，周恩来当时，晓得把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两个孩子已经送到农村，但是他也叹息过，他从来不抽烟，但是问他们要了一根烟，抽了一半，他讲，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