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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提问————
G。Chynoweth （主持人）：这是充满智慧和洞察力的50分钟，这是从多年精彩的职业生涯积累而成。我自己就失去了这些足以令我们成功的洞察。这其中一些是非常非常及时的。其中之一就是要更多的计算机。今天上午我除了这个可没听到大家都在反复议论什么别的。所以，尽管我们可能比你早年就想到的迟了20…30年，Dick（同事对Hamming的称呼。译者注），但现在来的还是挺是时候的。Dick，我能想到的所有我们能从你的谈话中获得的智慧，其中一个就是：以后我在这个大厅里四处走走时，不再希望看到还有像Bellcore那样到处关着的门。这就是今天吸引我的观察之一。
由衷地谢谢你，Dick，这真是一次出色的大思考。现在我们接受提问。我可以肯定有不少人愿意继续下去Dick所论及的有关观点。
Hamming： 首先让我回应Alan Chynoweth提到的计算机的话题。我在研究中使用计算机多年，在过去的10年 中我一直跟上面的头头脑脑说：“把那些（该死的）计算机从研究中拿开，我们总是被迫搞这些事。因为老得忙着应付那些计算机，我们都没法研究了。” 最后这话传上去了。他们打算把计算机搬到别的地方去。少说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扫帚星”，可我奇怪人们并没有因他们的玩意被搬走了而对我嗤之以鼻。我跑到Ed David的办公室对他说：“我说Ed，你得给你的研究人员一台机器。如果你给他们一台大家伙，我们就又回到和以前一样的麻烦中去了，于是我们又忙于机器而无暇思考了。所以，就给他们一台最小的机器，因为他们都是能人。他们会学会用小计算机做研究，代替大的计算机。” 想我所想，Unix出现了。我们给他们一个比较小的机器，他们决定让它做大的事情。我们得有一个系统来做，这就是Unix！
G。Chynoweth：我刚好也想说这事儿。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下，Dick，虽然我们与那些处心积虑的官僚体系较劲，有一句是一个被激怒的AVP（？）说的话我老挂在嘴边。他使劲嚷嚷道：“Unis从未交付使用。”
问题：个人的压力会怎样？那会让事情不同吗？
Hamming：会的。但如果你不能投入感情，就不会。我在贝尔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有早期的溃疡病症（有研究声称溃疡病与压力有关。译者注），我到海军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后病症就消失了，也放松了不少，现在我的健康状况好多了。但是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大科学家，你就得忍受压力。你也许会有一个优雅的一生，你也许会成为一个优雅的人，另外或者也许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你要过只想有娱乐伴随、事事占全的优雅美满生活的话，你就会开始“优雅”的一生。
问题：你谈到的关于勇气的内容无人反对，像我们这些头发花白的人或已有建树的人已没有那么多担忧。但我感觉到在年轻人当中，他们当前的担心是在高度竞争环境下的抗风险能力。你对此有何高见？
Hamming：我还要举更多Ed David的例子，Ed David担忧我们社会中总体勇气的缺失。我们是走过了不同时期的人。我们走过了战争（二战。译者注），走过了建造了原子弹的Los Alamos，走过建设雷达的时期（此话背景不明，应是和二战有关。译者注）， 诸如此类，然后来到了（贝尔的）数学部门，一个研究的领域，以及一群充满勇气的人。我们目睹事情的经过，我们刚刚赢得了一场战争，美妙之极。我们有理由充 满勇气以便完成更多的使命。所有这一切我都无法再重新“安排”重现一次。我也不能埋怨当今一代没有这样的勇气。但我同意你说的，我只是不能加上抱怨。就我 看来，当今一代有伟大的理想，只是缺乏勇气去实现。但是我们有啊，因为我们因环境而拥有——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极成功的战争。在战争中，我们也曾长时间地绝望，如你所知，那是拼死的抗争。但是我们的胜利给了我们勇气和自信，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的40年代后期及整个50年代，各个科学实验室在早先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被过去的日子逼迫学习别的东西——我们被迫学习我们不想学习的东西，我们被迫打开那扇门——于是我们可以得益于我们学到的东西。的确，我对（当今一代的勇气）无能为力，我也无权指责年轻一代。这就是现实。
问题：有什么是管理层可以或应该做的吗？
Hamming：管理层做不了什么事！如果你所说的是研发管理，那是另一回事，我得再花一个小时来讲。这次演讲是关于个人如何成功地进行研究，与管理层能做什么无关，也与其他的任何障碍无关。那么你怎样做呢？就像我观察别人如何做的一样。就那么容易，也就那么难。（牛人说牛话啊。译者注）
问题：“自由讨论（头脑风暴）”应成为日常的必经程式码？
Hamming：以前这是个问题，但看起来没有什么“回报”。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内心有和别人交谈的愿望，但是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不是太有价值。我的确去和人认真地谈，对他说：“嗨，我认为是有这么回事，我是这样想，这样看的……”然后翻来覆去地谈来谈去。但是你必须挑选有能力的人谈。用其他的比喻，比如你知道的“临界质（critical mass）”。如果你肚里有足够的料，你就拥有了临界质。再者就是我以前称呼的“不间断吸收器（sound absorbers 即国人所说的“吸功大法”。译者注）。 如果你有了“吸功大法”，你就能出新点子，然后他们只会说：“是，是，是。” 你需要做的就是行动起来去取得足够的临界质，“是呀，这提醒了我这样，这样，” 或者“你想过这样或那样吗？” 当你和别人谈话的时候，对那些只会点头称是的“好”人，你可拿开你的“吸功大法”了。去找那些能马上启发你的人谈吧。
例如，你一和John Pierce谈话就会很快被激起情绪。以前有一帮子人我常和他们谈，比如Ed Gilbert， 我常去他的办公室向他请教问题，听他讲，回来时信心百倍。我仔细挑选可以头脑风暴的人和不可以头脑风暴的人，因为“吸功大法”是 祸根。他们只是一些好人， 他们填满了整个空间但除了抽取你的思想，他们什么也不贡献，而且那些被抽取的新想法很快就寿终正寝了，而不是有个回音。是的，我发觉有必要和别人交谈。我 想那些闭门造车的人未能这样做，导致了他们未能让他们的想法更锋利，比如“你注意到这里有什么事吗”。我从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我过去看个究竟就行了。有人指了条路，我看来，我已发现了一堆书我回家必须读。我去问那些我认定能回答我并给我尚不知道线索的人问题，然后我走出去，自己看个究竟。
问题：你在给阅读、写论文、和实际做研究各自分配时间上是如何取舍的？
Hamming：我坚信，在我的早年，我认为要花和原始研究一样多的时间用来修改和表达。现在我认为要花50％的时间用来表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问题：应该花多少精力在图书馆里面？
Hamming：那 要取决于什么领域。举个例子：在贝尔实验室有个同事，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家伙。他老在图书馆里呆着，读所有的东西。如果你想要参考资料，你到他那里去，他 就会告诉你所有的参考资料。但我在提出以上那些看法的同时，下这个结论：长此以往他不会有任何以他命名的成果。他现在已退休，成为了一个副教授。他是很有 价值， 我对此没有疑问。他写了一些不错的文章登在《物理评论》上，但他没有以他命名的成果，因为他读得太多。如果你成天研究别人怎么做的，你就会按别人的老路子思考。如果你想要有不同的新思维，你就得按那些创新的人的路子——先把问题搞得相当清楚，然后 不去想任何答案，直到你已经仔细地把如何做的过程考虑清楚，以及如何你只要稍微调整以下问题的角度。所以，是的，你需要保持状态，保持状态去搞清问题，而 不是成天靠读书去找答案。阅读是搞清“怎么回事”以及“可能性”的必要手段，但靠阅读去寻找答案不是可取的有意义的研究的方法。所以，我给你两个答案：你 阅读；但不是靠读的量，而是靠读的方式起作用。
问题：你是如何让事情以你的名字命名的？
Hamming：靠做大事！我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