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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起步’对求知欲旺盛，有更上层楼愿望的读者和听众，就应该另有阶梯，循序渐进。这就是我想进一步浅介的‘四方’图表了。
在国外大学里教授中国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其最难讲授的一段，我个人的经验，是莫过于中华民国初年，军阀时期那一阶段了。这一阶段的中国史是一段军阀混战史，而军阀又分‘皖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桂系’和有实无名的‘滇系’、‘粤系’，另外还有无数其他的小集团、小派系。
各系军阀之外，帮凶文人还组织了一些政客的小集团，什么‘研究系’、‘交通系’、‘政学系’等等数不清的帮派；有的还挂着政党的招牌，从事政治活动。真是系类纷繁，莫衷一是。──他们打起仗来，又是什么‘护国’、‘护法’、‘直皖’、‘直奉’、‘定桂’、‘援鄂’……，打仗的将军们，又有什么绿林大学毕业、倒戈将军出身等等……，总之，一个历史家要把这文武各系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弄出个头绪，真谈何容易。再要把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向你课室里一大群青年学生讲解清楚，那就难上加难了。你的学生如果再是对中国甚或东亚都一无所知的五色洋人，那几乎就不可能了。
在五○年代的中期，笔者尚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由于毛周诸公闹出的‘中国热’，使美东十数家大学都开了些‘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当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一类的课程。选课的学生除‘本科生’、‘研究生’之外，还有一些‘成人教育班’（Adult Education或General Studies）中的成人，和大批的中学教员和公务员。因为那时的中学教育也受感染，中学课程中也不免要讲授有关中国的课题。那些对中国毫无所知的公教人员，这时甚至在学校和政府的特别资助之下，也临时抱佛脚，来搞点‘恶补’，所谓‘在职训练’（In…Service Training）。──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对毛泽东究竟姓毛或姓东；蒋介石姓蒋或姓石，都搞不清楚。至于‘北京大学’是私立（像哈佛和哥伦比亚一样），或是州立（像加州大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再谈起‘国立’北京大学，这‘国立’二字就更费解了。美国有啥‘国立大学’呢？！──所以那时各大学和补习班，对各阶层的中国学教师，真是需才孔急。
笔者这个‘研究生’，那时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国学’。但是打工自给的‘蓝领工作’实在太辛苦；想找个‘白领工作’轻松轻松，所以就经友人介绍，到纽约市立各学院的夜校，干起‘月光教师’（moon…lighting teacher），教起‘中国现代史’来了。
教中国现代史的第一堂课便是‘军阀史’（China under War lordism）。乖乖，皖系、直系、奉系、桂系……，我从哪一‘系’讲起呢？──最初我讲得结结巴巴，我的学生也被我讲得晕头转向。这宗新媳妇的过程，岂是老师没经验，学生没底子哉？未必也。君不见纵迟至今日，一谈到军阀，几个汉学大师不晕头转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辉煌的‘剑桥中国史’便知道了。这部号称最具权威性的钜着，说起军阀来，还不是结结巴巴，不知所云。
‘北洋军阀’这段历史的确是很复杂。但是当老师的在课堂之中，不管面对的是那一种学生，讲起中国军阀来，只能结结巴巴的蒙混过去，吾不信也。既然吃这行饭，就得讲个清楚。试讲若干堂之后，我乃以幼年学习英文文法的办法，把这群最复杂的军人和政客的故事，来‘表解’（diagram）一番。这就是本篇拙作所想‘浅介’的海外教学经验，那两张‘四圆’、‘四方’的图解了。
想不到这两张小图表──一张专讲‘军阀混战’；另一张则讲‘政客乱政’──倒十分管用。讲课时把它们分别向黑板上一挂，然后教鞭所触，不特来自非拉两洲的大一新生，顽石点头，那些早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恶补教师和商场律师们也大为称赏。后来在长春藤盟校研究院之内很多准博士和未来的大使学人，也不禁鼓掌欢迎。因为这两组小图表，原是可简可繁，可浅可深的──其浅也，则一目了然，游鱼可数；其深也，那就卧龙藏蛟，没个潭底了。各阶层学生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得其乐而互不干扰也。个人一得之愚的小经验，对海内外的同行师生或不无参考的微效，因不揣浅薄，自珍敝帚，略事回译，聊博同文一粲。若不吝惠教，那就抛砖引玉了。
直系曹吴也自成一单元
直系的曹吴当权时期（一九二○──一九二四○）
论才干，甚或论道德，曹锟、吴佩孚二人纵以军阀目之，也未必一无可取。曹锟原是个不识字、跑单帮的布贩子，但是他有当领袖的天才。一旦投身军旅便扶摇直上。等到他于一九三二年‘贿选’成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大总统’时，顾维钧博士充当他的国务总理。顾公一辈子见过的和服侍过的‘领袖’，据顾氏告我（“off…the…record”，不列入正式纪录），应以曹为第一云。顾说他是一位‘天生的领袖’（aborn leader）。曹氏其他部属后来之知名国史者，亦均有同感。余亦颇有涉猎，未暇多赘也。
这儿笔者得加点‘附注’：曹氏作大总统时已略识之无，至少会签名。但在现代教育学的定义上，他仍然是个‘实用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识字而不能实用之，如看公文或写信。──那时胡适虽已锋头一时，但是大总统府内公事公办，还得用‘文言’啊！顾维钧先生曾一再很得意的向我说，他自己会以文言文批公事，甚至撰写公文。宋子文‘划行’，往往只写‘OK’二宇母。‘行’的意义本来就是英文的OK或Go ahead嘛。
若论‘道德’，列宁不说过，道德是依附于阶级的。你如属于曾文正公、左文襄公那一阶层，那自然言必称孔孟，以‘四书五经’为道德规范。但是你如属于曹锟、张宗昌、韩复渠、杜月笙那一阶级，那你就言必称关岳，你的道德规范就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了。──他们都是在各自道德规范之内的仁人志士呢。
至于蒋介石所提倡的‘旧道德’；毛泽东的‘革命道德’，胡适、蔡元培的‘新道德’，他们各自的‘道德规范’（Moral Code），究在何处呢？鸡零狗碎的，他们自己也讲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如此者，则是传统的孔孟道德，和江湖道德，都有其‘定型’可明确遵行。不幸我们生于一个现代的‘道德转型期’，‘新道德’尚未定型，还没个标准足资遵循，我们就各说各话，各是其是了。
且看曹锟‘贿选’，固属不该；那我们国父私受德国政府一百万马克，来搞一国两府，是否也是‘受贿’呢？若说，‘革命无道德，以成功为道德。’岂不天下大乱哉？
至于那位一生‘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而晚年以不愿附敌，或因此为日人所毒害的吴佩孚，试问有几个满口革命者，能望其项背哉？，抚今思昔，写历史的人，因为他们是‘军阀’，就一定要曲笔而书之，吾人有所不为也。
不过话说回头，在直系当政那四年（一九二○──一九二四），曹吴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且结成三角联盟，必灭曹吴而后快。曹吴之为这四年的政治重心者，就是因为他们军力最强，同时也是全国围攻的对象有以致之。
一九二一年底，中山先生在桂林策划反曹吴的‘北伐’战事，列宁忽派专使马林（Maring）来谒，而中山淡遇之者，即中山深恐‘联俄’会引起英国疑虑，在长江流域阻扰其‘北伐’也。迨陈叛之后，中山于一九二二年秋避乱上海，对‘联俄容共’，就大搞特搞了。
总之直系当政四年，中国政治是围绕着曹吴打转的。玆将曹吴年代的军国大事，依次编年于后，读者庶可一目了然。
一、中共秘密组党（一九二一？七）
二、张段孙三角结盟反曹吴，中山北伐（一九二二？二─）
三、华北：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一九二二？四）
四、华南：陈炯明叛孙，中山不敌去沪（一九二二？四─八）
五、孙越宣言，中山联俄容共，胜利返粤（一九二三？一─二）
六、曹锟贿选作总统，中山继续北伐（一九二三？十）
七、国共合作，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