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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回京后，果然如实汇报，崇祯帝便有了重用熊文灿的念头。杨嗣昌见此，也就投其所好，力荐熊文灿出任总理。
崇祯十年（1637）十月，杨嗣昌准备就绪后，便正式上疏，提出了“下三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的所谓“三月平贼”的狂妄计划，经崇祯帝批准后正式下达。
杨嗣昌的计划，十分详细。其主要内容是，以河南、陕西作为主战场，并彻底切断陕、豫之间的联系，防止两地义军合流。具体分工是，陕西巡抚扼守商、洛，郧阳巡抚扼守郧阳、襄阳，湖广巡抚扼守德安（今湖北安陆）、黄安（今湖北红安），安徽巡抚扼守英山、六安，凤阳巡抚扼守住颍州、亳州（今安徽阜阳、亳县）。同时，应天巡抚应堵住太湖、潜山一带，江西巡抚应堵住湖广之黄梅、广济一线，山东巡抚南下堵住徐州、宿州等地，山西巡抚应截住河南陕州（今陕安）、灵宝一线，保定巡抚应前推至河南延津一带。
各地守住之后，由总理提督边兵，监臣率京兵禁旅，河南巡抚率左良玉、陈永福等部，合剿中原。如果陕西的闯王、过天星诸部杀出潼关，则洪承畴应率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等部进入河南作战。
杨嗣昌的计划，首先遭到了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反对。他认为，各边精锐已经调空，各地民膏也已刮尽，增兵加饷只能是句空话，而且农民军的主力集中在陕西，因此应先集中力量解决陕西的问题，只要陕西一定，各地的农民军自然就会平定。
第七章 深谷寒风熊文灿的抚局（2）
孙传庭的看法，代表了陕西将领的立场。洪承畴、孙传庭等秦将，与杨嗣昌是有矛盾的。不过，他们也明显感到了杨嗣昌的压力。尤其是李自成等部突入四川，朝野纷纷指责洪承畴有意纵寇入川后，洪承畴更是日子难熬，惟有竭尽全力，加紧拼杀。至崇祯十一年（1638），洪承畴、孙传庭基本击溃了李自成部，总算是保住了面子。
就在洪承畴在川、陕拼杀时，熊文灿也想竭力做出点成绩。不过，熊文灿本钱不足，无法像洪、孙那样风光，无奈之下，他又施出了旧法，最终酿成了大祸。
熊文灿走马上任后，请求以左良玉部6千为亲兵，另外招募了2千粤人和精通火器的“乌蛮”作为自卫。十月，熊文灿到安庆。左良玉不大看得起他，更不愿受其节制，便纵兵与熊文灿的卫兵发生冲突。熊文灿只得把那些粤兵和乌蛮兵遣开，而左良玉也不受其节制。无兵可调的熊文灿，只得再请调边兵。朝廷便把冯举、苗有才部约5千人拨给熊文灿。
熊文灿自江北进击湖广后，便在通衢大道上张贴招降告示，劝张献忠、刘国能投降。十一月，熊文灿到达了广济（今湖北蕲春东南、黄梅之西）后，便正式上疏，一方面提出冯举、苗有才的5千之兵，人少势弱，请求增调边兵，另一方面又说什么蕲春、黄梅一带，农民军在此活动已近一年，原因就是此地野有鸡鹜，食有稻粮，沿江一带物产丰富，所以招来了农民军。他竟然建议，如果把百姓移入城中，坚壁清野，使农民军得不到给养，则肯定不战而退。
崇祯帝阅后大怒，连斥熊文灿是在“玩寇”。杨嗣昌也是哭笑不得，但仍为熊文灿辩解，并增调了真、保、山西之兵3千人给他。
熊文灿此举，虽遭否决，但从中已能看出他想用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企图。
熊文灿确实想用招降的办法来不战而胜。在他看来，武力解决困难重重，不如走偏锋，用招安之法瓦解农民军，说不定事半功倍。他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早在崇祯元年（1628），他就成功地招降了海盗郑芝龙，立了大功。崇祯七年（1634），熊文灿曾试图招抚海盗刘香，没有成功，还受了处分。不过，熊文灿并未因此而放弃此道。到了湖广，他便又想再试此法。
据说熊文灿赴任时，曾专程上了趟庐山，去拜谒熟识的僧人空隐。空隐见他就说：“公误矣！”熊文灿急忙令人退避，询问原因。空隐说：“公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意思是说你自己估估你自己的兵力能否剿灭农民军。熊文灿连说不能。空隐又问他：“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意思是问手下是否有独当一面的大将。熊文灿对此也无把握。空隐一针见血地指出，兵将既不足于剿灭农民军，而皇帝却仅以空名把你推到这样的位置，一旦失败，则必诛无疑。熊文灿听后，呆立良久，然后冒出一句：“抚之如何？”空隐答道：
“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
空隐似乎早已算定熊文灿的命运，并警告他流寇不同于海寇，要慎之又慎。然而，面对重重困难，熊文灿仍决意以抚代剿。
崇祯十年（1637）年底，熊文灿即派生员卢鼎进入张献忠、刘国能营内招降。张献忠一面表示愿意接受招安，一面却犹豫不决，把队伍经安陆移到承天（今湖北钟祥）、襄阳地区。
春节前后，太监刘元斌在10天之内，连续两次向朝廷上疏，报告张献忠愿意接受招安的信息。
正月初九日，张献忠部移驻湖北谷城（今湖北谷城），将闯塌天的部队赶走，并发布告示，说什么“本营志在匡乱，已逐闯兵远遁。今欲释甲归朝，并不伤害百姓”。同时，拘集当地绅士为他具结担保，要求朝廷同意招抚。
就在张献忠积极准备接受招抚时，闯塌天刘国能却先行了一步。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刘国能在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正式向朝廷投降。
刘国能是与张献忠、李自成同时造反的，而且此时的实力已与张献忠不相上下。但他的情况与其他首领又多少有点不同。他本是位庠生，家庭也较富裕，当初卷入造反浪潮，多少带有点偶然性。数年来，虽转战南北，稍具势力，但毕竟仍是流寇，且前途渺茫，既谈不上建功立业，也不能回乡安居，与张献忠等更是矛盾重重，因此便产生了改悔之意。朝廷招安，无疑是一条生路，加上他母亲也力主投降朝廷，于是便决意立即归附朝廷。
刘国能的归附，令熊文灿喜出望外。熊文灿立即为他向朝廷乞请赦罪，授予守备职衔，隶属左良玉指挥。刘国能也是知恩图报，竭尽全力为朝廷服务，终于在崇祯十二年（1639）被破格提升为副总兵。
刘国能的投降，对湖广的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国能当时有部众五六万人，是农民军的主力。刘国能一降，朝廷顿失重负，官军不仅信心大增，而且更能集中力量攻击其他的农民军，局势因此大变。
四月，张献忠在谷城接收了朝廷的招抚。
刘国能一降，张献忠明显感到了压力，加紧了投降的步伐。他得知熊文灿贪财这一信息后，便派孙可望拿着两块1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直径逾寸的珍珠献给熊文灿。这一招果然有效！熊文灿立即上书朝廷，建议招抚张献忠，并派张大经为其监军。
张献忠是位老谋深算之人，深知受抚仅是权宜之计，不论是真降还是假降，保存实力最为紧要。于是，他利用熊文灿等人急于招抚的心理，辅之以行贿等手段，与朝廷讨价还价。
他坚决不遣散部众，更不愿交出兵权。在乞抚之时，他不说“解散归农”，而是称带兵万名“剿贼自赎”。当熊文灿要调他4千兵马时，他却又以“安集未定”为借口，不肯奉命。
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其中的问题。兵部尚书杨嗣昌就很担心张献忠可能是假降，弄不好要养虎贻患，所以他主张要张献忠先袭杀李自成或老回回（马守应）后，方许招抚，否则就应借此机会“厉兵剿杀”。不过崇祯帝却在太监刘元斌和总理熊文灿的影响下，惟恐剿之不胜，错过了招抚的机会。于是崇祯帝便当面驳斥杨嗣昌道：
“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
皇帝的话自然是一锤定音，没有人敢再罗嗦。
三月二十五日，郧阳巡抚戴东旻造报了招献忠部的花名册，其中解散归农的约1万8千人，精兵约1万1千人。
张献忠就抚后，把大营安扎在谷城外10余里的白沙洲，造屋买地，定居下来，并派兵监视谷城。
对这种情形，朝廷中不少官员表示担心。有人主张把张献忠部调至前线作战，也有人主张予以彻底遣散，以免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