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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处长要他“再想想”，他却板着脸在心里说：“有什么好想的。国民党是当时的统治正宗，部队开到哪里都合法！”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二部分第五章 胡同之间（2）
在董益三这个学习小组里，现在有梁培璜、陈长捷、林伟俦、黄维等人。这五个人先前并不相识。董益三属军统，梁培璜是阎锡山旧部，黄维是陈系将领，陈长捷和林伟俦虽在天津共事，但他们也是那时才认识。陈长捷是傅系军官，一九四八年六月从西北调来天津充警备司令，林伟俦是“中央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率六十二军来津作防守部队。人不相识是不便交心的，更何况国民党各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先天性地在他们彼此的关联上，存在着一道道鸿沟。虽然他们都是为了“效忠党国”而走到一条胡同里，但是共同的利益正在被他们之间的种种因素所代替——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所以他们连寻找知音的心思都没有。
不为寻找知音，却能陡然打破沉默的是黄维。
事情发生在董益三读完《四大家族》之后。黄维坐在大通铺的一角，背靠在墙上，懒洋洋地说：“我不同意书中的言论——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蒋介石一家的。按照这种言论，那么共产党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就是毛泽东一家的。”董益三一听，眉头竖起来，对着黄维厉声喝道：“你这个家伙太反动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蒋介石是反动头子，你竟敢这样相提并论！”林伟俦对着黄维连连摇头，梁培璜对着黄维冷冷一笑，陈长捷依旧坐在桌旁两眼朝下，纹丝未动，而黄维却眼皮一合，索性将头也靠在墙上，开始他“战”后的小憩了。
“站起来！”董益三命令黄维。
“对，斗他！”梁培璜站起来。
一阵难耐的沉默之后，黄维终于懒洋洋地站起来。他瞥了一眼董益三，轻轻在鼻子里“嗤”了一声。董益三见黄维站了起来，火气也就消了一半，他狠狠地训了黄维一通，警告他若是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与共产党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并叫他在思想上彻底反省，尽快写出检讨材料来。此时距午饭时间不远，梁培璜批判了几句，林伟俦奉劝了几句之后，小组学习至此休会。
黄维的午饭照常吃得很饱。饭饱之余，他没有照常入睡。一个人坐在桌前写东西。东西是写在管理处发的学习笔记本上的。黄维刚刚搁笔，适逢梁培璜从屋外进来，他以为黄维在赶写检讨材料，忍不住侧身去看个究竟。待他定睛看时，白纸上面，两行十四个黑字赫然在目——
龙困浅滩遭虾戏，
虎落平阳被犬欺。
梁培璜看后大怒，他要黄维立即回答他，“虾”指何人？“犬”指何人？黄维依旧懒洋洋的，两眼朝上，不予理睬。梁培璜愈发怒目相逼，刻不容缓。董益三虽已上床，但未入睡，此间他霍然翻身而起，一言未发，从桌上拿起黄维的笔记本，翻阅之后，箭步向前，重重打了黄维两耳光。黄维这时，不，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这时才显露出将军的气魄，只见他浓眉似宝剑倒插，胡须如弓弦横拉，猛一挥拳，朝董益三脑门击去。梁培璜眼尖手快，轻轻将董益三一拉，黄维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待黄维从地上爬起，脸颊已是皮破血出了。
正在胡同外值班室的管理员闻讯赶来。管理员一反音调低微、语态和蔼的常态，涨红着脖子，放开了嗓门，通过严厉的斥责制止了这场行将继续的“内战”。
不到十分钟，管理员伴同姚处长走进了这条胡同。这位功德林的最高负责人，表情依旧平静，但是话语格外严肃。他在听完了董益三、梁培璜、黄维以及目击者林伟俦和陈长捷的情况反映之后，立即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性在于这是发生在功德林里的第一个打人事件，而打人是严重违反共产党的政策规定的。
姚处长和管理员走后，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不是黄维，倒是董益三。在姚处长讲话的时候，特别是在他宣布“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的时候，黄维的紧张程度和董益三的轻松程度是相等的。可是姚处长对严重性的理解，不是“相提并论”，而是“打人事件”，这就使黄维如释重荷，董益三如丧考妣了。
当然，这时候黄维未免太乐观了一些，董益三未免太悲观了一些。管理员又走进胡同里来了。他先找黄维到胡同走廊，通知黄维说：“你发言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你能够通过继续学习，明辨是非。”他后找董益三到柏树旁边，告诉董益三说：“坚持正确的看法是对的，要求进步也是对的。但是，你身为组长，动手打人，这不能表明你的进步，只能表明你的落后。”
对于黄维来说，虽然受了共产党的为他所不愿接受的批评，但是那远没有董益三的拳头富有刺激性，而且，共产党批评的锋芒是直指董益三的。所以，黄维终觉得在心灵上占了上风；对于董益三来说，虽然受了共产党的为他所不曾预料的批评，但是自己毕竟出手打了人，而且，出手的动机是共产党已经理解到了的。所以董益三亦终觉得并未败在黄维之下。就这样，尽管管理员分别给黄维、董益三讲的什么，他们两人互不知道，但是黄维、董益三已经发现，他们两人各自在心理上，几乎同时恢复了平衡。
功德林里的第一次打人事件的意义，战犯们是在很久很久以后，在他们获赦释放离开功德林的时候才知道的，那就是：这是最后一次打人事件！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二部分第五章 胡同之间（3）
目睹着董益三和黄维的冲突的旋涡的形成、却远远地跳在岸边从而没有湿身的人，是陈长捷。这是一个显得很文静的福建人。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毕业生，与傅作义是同期同学。他也许是旧书读得很好，新书读得不多，有些信迷信——这里有一个不小的根源：幼年时他本来不信鬼神，一次家乡的一位泰国华侨带回一尊佛像，众人皆拜倒其下，烧香祈祷。陈长捷携带一柄短剑，趁月色朦胧，对准佛像刺去，不料刀断而像未动，使他骇然回奔，从此不敢否认鬼神。
也许他以为菩萨待他不薄，所以一九四八年六月，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派他来天津任警备司令时，他一到天津就向天津市长杜建时声称：“我是来准备打仗的！”同年十二月，杜建时认为防守天津是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突围，担任天津防守的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暗示杜建时愿意立即行动时，陈长捷向他们郑重表示：“如防守天津部队撤走，将置北平于死地。一切应为傅作义负责。如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解放军进攻天津的部署已经完毕，总攻开始之前的一个拂晓，第四野战军写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三人一封信，劝告他们放下武器时，他们复信称：“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而最后天津城防已破，陈长捷才感到他身上并没有菩萨的灵光，躲进警备司令部地下室大骂傅作义：“让我们牺牲，作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当然，维持陈长捷半生戎马生涯的支柱，不会是泊来的一尊佛像，只会是国民党反动政权。那么，当南京总统府门楼的柱头已经倒下的时候，陈长捷又将以何物作为他生命的支柱呢？作为一个头脑比较冷静的人，陈长捷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
关于这一点，陈长捷和邱行湘不同。邱行湘在国民党政权垮台以后，他既不能改变这个现实，而失败的仇恨、没落的悲哀又使他不能够清醒地正视现实，从中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总是长时期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中。陈长捷出自对共产党的仇恨，出自对共产党的胜利的嫉妒，更出自对共产党的胜利的不解，他不愿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被动的路子，哪怕就是单单为了死能瞑目，他也要主动出击，把战败他的对手里里外外端详个饱，看看共产党究竟是不是长有三只眼睛的马王爷！除了这，他认为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无聊之举，一切都是寄身海市，四大皆空。为了这，陈长捷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从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开刀。他将他妻子由上海寄来的一点钱，托功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