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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战犯之所以把功德林称为功德之林，那是因为在这里他们看见了世界上第一流的人的队伍。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部分第八章 碎石路上（1）
功德林又来了一位客人。这位中等个子，脸圆身胖的国民党战犯，是乘飞机由重庆来到北京的。他在西苑机场上，受到了功德林管理员的迎接。他就是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
宋希濂是湖南湘乡人，字荫国，黄埔一期生。他在西南战役被俘后，关押在重庆磁器口小歌乐山北麓四川军阀白驹修建的香山别墅（即白公馆）楼上正房里。他在白公馆里所住的房间，正是当年国民党“中美合作所”囚禁共产党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地方。和他同房间的国民党战犯，有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将主任曾扩情、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徐远举、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国民党军统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
重庆歌乐山山青水秀，松柏滴翠；白公馆楼台花榭，环境幽雅。倘若不是国民党在这里布下了漫山的铁丝网，布下了弥天的恐怖，这里应该成为一个风景区。解放后，这里虽然也作监狱使用，却并不影响人们对歌乐山的向往——这里发生过一个笑话：歌乐山下有一个农民，他看见从白公馆楼上依次下来的人，一个个穿戴整齐，走在地坝中间，排队做操。他又看见这里拉进去的是猪肉，扔出来的是蛋壳。于是忍不住上前打听一下这究竟是什么单位。这里的管理员告诉他这是一所学校。他问这所学校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进去。管理员说他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条件。他急了，说他今后可以争取呀。管理员也急了，劝他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白公馆的国民党战犯都知道这则笑话。可是宋希濂当时并没有笑。
——非但没有笑，宋希濂在刚踏进白公馆的时候，他对落在共产党手里的花草都是怒目而视。其实，他早年在湘乡进程潜办的学兵队的时候，就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他退出了共产党。以后程潜保送他去日本留学，留学回国以后随张治中搞作为蒋介石的御林军的教导师（最后变为教导军），从而成为共产党的凶恶的敌人。相对的，共产党也成为他所憎恨的仇人。当时在记者进白公馆为他照相的时候，他是困兽犹斗，破口大骂。记者还没有来得及按响快门，他就把头用力地扭开。及至记者们动了脑筋，在他的两侧各站一位摄影师，他的头往哪边扭，就按响哪边的快门。就这样，一张国民党战犯宋希濂的照片，足足折腾了一个小时，直到第六次拍照方才获得成功——其实也不成功——作为照片来说，他的阴沉的表情显然掠去了他本来挺俊气的面容。
然而照片只不过是人在阶段意义上的纪念；宋希濂所面对的，是新中国的色彩斑斓、千变万化的镜头。他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把当天报纸的全部内容看完，包括商业广告和电影消息。而包括商业广告和电影消息在内的一切事物，又无一不威胁着他的表情。他的表情开始出现平静，他在平静的表情之中，读完了他自己花钱买的《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开始发言了——从理论生发开去；他开始批评人了——从徐远举的骚言杂语谈起……
现在，宋希濂笑着走进功德林来。
他被编到邱行湘那个学习小组。这个小组的组员现在有陈长捷、林伟俦、梁培璜、康泽、文强、沈蕴存等人。董益三已接受为人民提供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机要的特殊任务，在另一条胡同里埋头伏案去了。
宋希濂是从四川盆地来的，他在功德林的第一次发言便使他站到黄土高原上，这使得生活在华北平原上的邱行湘等人，不由得暗自钦佩。
宋希濂挥动短而粗的手臂，慷慨陈词道，黄埔一期同学曾经亲聆孙中山先生的开学演说，孙中山痛述：“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今天，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可是，蒋介石在北伐中公然背叛了孙中山，变“民革命军”反革命武装。乌云黑雾弥天际，血雨腥风遍人寰。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惨遭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蹂躏。关于这一点，每一个国民党战犯都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人。
宋希濂缩回短而粗的双臂，告诉大家说，陈赓将军曾经在重庆白公馆看望他和另一位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陈赓在请他们出外吃饭的时候，正遇上重庆特有的大雾。陈赓说他们的头脑里，现在也有大雾，然而雾总会散的，当太阳出山的时候……
宋希濂说到这里，他的宽宽的脸部在发光，他的厚厚的嘴唇在发笑。他的迟来的笑容从此时时挂在脸上，迟迟不肯退去。微笑，成为宋希濂的形象特征。难怪文强说宋希濂酷似洛阳龙门石窟中一个笑眯眯的佛像时，众人连连点头，对文强的发现惊叹不已。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部分第八章 碎石路上（2）
文强在四年时间内住了三次医院。他患有淋巴腺结核。文强高且瘦，脖子长而细。平日他的脖子就从来没有圆过，现在一个连一个的疙瘩，更是像长在他暴露的脖子两侧的青筋上。现在他躺在复兴医院的手术台上，接受开刀。
这位当年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徐州“总”副总参谋长，此刻倒显露出军人的气质。虽然注射了麻醉剂，但毕竟有些知觉，当医生用刀划破他脖子上的疙瘩，开始将其中的黄脓往外扒的时候，只见他咬着牙，淌着汗，鼓着眼，伸长脖子，一动不动，半声未哼。就这样，他配合医生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手术：不仅把他的淋巴腺割了，也把他的扁桃腺割了。以致于他百病全除，健康如初，平日连感冒也不容易患。
养病之中，陪同他住院的管理员问他需不需要看书，如果需要的话，又想看哪方面的书？文强对共产党治好了他的病，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更使他对共产党由衷钦佩。所以他回答管理员的语句是可以认为发自其肺腑的：“医生治好了我的躯壳，再找一个医生来治治我的灵魂吧——凡有助于思想改造的书，都行。”
管理员替他请来了一个非凡的医生——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二卷——这是管理员从陈长捷那里借来的。
文强接过《资本论》，看见封皮上的“陈长捷”三个字，暗自冷笑道：一个晋军军官，有何能耐附庸风雅？带兵打仗我文强不敢夸海口，舞文弄墨难道输给你陈长捷不成！
文强在这里并非出言不逊，他是当年黄埔四期第九次招生八百人当中的第三名。幸亏那时考试不考《资本论》，否则文强只有名落孙山的厄运——在他的文字水平大大超过当年的今天，他居然从第一页起就不知马克思所云。然而就在他头晕脑胀的时候，他看见了陈长捷端端正正写在书上的顶批。
《资本论》一卷第六十九到七十页，有一段文字为：“由此可见，一个商品所有者必须得到另一个的同意，从而，依双方共同的意志行为，才在让渡自己的商品时，占有别人的商品。他们必须互相承认是私有者。……在此，人是以商品代表者，以商品所有者的资格互相对待的。在研究的进行中，我们将会知道，人的经济化装，一般只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他们是当作这种关系的担负者来互相对待的。”
陈长捷对这段文字的顶批是：
“从抽象到具体，这种政治经济学方法，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最终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
《资本论》一卷第十六页写道：“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任何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人们存在的条件，是永久的自然的必然性。”
陈长捷在这段文字下面划上曲线，所加的顶批是：
“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