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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都是把儒家经典作品排除在外。除道德之外，这些儒家经典作品中当然还包括其他的东西。基于尊重巴弗尔先生的考虑，我们认为这些作品中的“令人敬佩的教义”，并非是他所评论的“功利和世故”。在此，我仅举两句话，来向巴弗尔先生请教它们是否真的是“功利和世故”。孔子在回答一位大臣时说：“罪获于天，无所祷也。”另，孟子云：“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将话题扯远点，以示对巴弗尔先生的评论的抗议。因为我们认为，在中国，那种如“上古的奴隶”、“诡辩的老手”等尖酸的词语，从不用来评论一部哲学著作，更不用说用来评判那些圣贤了。巴弗尔先生可能被他对“南华”先知的敬仰引入了歧途。而且，他期望道教应优越于其他传统的学派，所以他在表达上误入歧途。我们确信，他的那些沉着的评判应受到声讨。
让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已经说过，必须将中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而加以研究。而且，我们已经指出，欧洲人习惯于仅仅从与孔子名字有联系的那些作品，来形成他们的判断。但实际上，孔子的工作仅仅意味着中国文学刚刚起步，自那以后，又历经１８朝、两千多年的发展。孔子时代，对于写作的文学形式的理解还不是很完善。
在此，让我们来谈谈，在文学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重要一点，这一点已被迄今为止的中国学研究者忽视了，即文学作品的形式。诗人华兹华斯说：“可以肯定，内容是很重要，但内容总要以形式表现出来。”的确如此，那些与孔子的名义相关的文学作品，就形式而言，并未伪称其已经达到完美的程度。他们被公认为经典或权威作品，在于它们所蕴涵的内容价值，而非因它们文体优美或文学形式的完美。宋朝人苏东坡的父亲曾评论道，散文体的最早形式可以追溯到孟子的对话。不过，包括散文和诗歌在内的中国文学作品，自那以后已发展出多种问题和风格。比如，西汉的文章不同于宋代的散文，这跟培根的散文与爱迪生、歌德米斯的散文之间的区别如出一辙。六朝诗歌中，那种粗野的夸张和粗糙的措辞同唐诗的纯洁、活力和出色完全不一样，这就如济慈早期诗歌的粗暴与不成熟，不同于丁尼生诗歌的刚健、清晰与色彩适当一样。
中国学（二）（3）
如前所述，一个研究人员只有用人民的基本原则与理念武装自己，才能将自己的研究目标设定为这个民族的社会关系。之后，再观察这些原则是如何被运用和执行的。但是，社会制度、民族的礼仪风俗并非像蘑菇一样在一夜生成，它们是经过若干世纪的发展才成今日之状。因此，研究这个民族的人民的历史是必须的。然而，现今欧洲学者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仍然一无所知。蒲尔杰博士的新著所谓《中国历史》，或许是将中国那样的文明人书写出来的最差的历史了。这样一种历史，如果是写衙门的西南非洲霍屯督人，那还或许可以容忍。这种中国历史的著作出版的事实，也只能表明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是多么地不完善。因此，如果对中国历史都不了解，那接下来对中国社会制度的评判又如何可能正确呢？基于这种知识基础之上的作品，如卫三畏博士的《中国总论》等其他关于中国的书，它们不仅对学者毫无价值，而且还会误导大众读者。以民族的社会礼仪为例。中国无疑是一个礼仪之邦，并且将之归因于儒家的教化也无过。现在，巴尔福先生可以尽情地谈论礼仪生活中虚伪的惯例。然而，即使是翟理士先生所称的“外在礼节中的鞠躬作揖”，也是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即我们所定义的美感的人性方面。孔子的一个弟子曾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在经书别处又说：“礼者，敬也。”现在我们看到，很明显，对一个民族的礼仪与风俗的评价，应建立在对该民族的道德原则知识之上。此外，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政府与政治制度，即我们所说的研究者最后研究的工作，也应建立在对他们哲学原则和历史知识的理解基础之上。
最后，我们将引用《大学》，或外国人所称的“陈词滥调”中的一段文字来结束全文。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此为本文所表达的中国学的含义。
这篇关于汉学的文章，书写并发表在１８８４年上海的《字林西报》上。
附录：暴民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1）
法兰西的不幸实在是太可怕了，“在上者”该好好反省一下；
但更加紧要的是，“在下者”应认真考虑它。
如果“在上者”被推翻，那谁来保护保护互相争斗
的“在下者”，“在下者”已成为“在下者”的暴君。
——歌德
剑桥大学的罗斯·狄金森在他的一篇题为《战争及其出路》的文章中，意味深长地说：“只有当英格兰、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普通男女、工人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向曾经且再三把他们带入到灾难之中的统治者呼吁：‘别再战了！别再战了！你们这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你们彻头彻尾地将历史带入痛苦之中，你们掌握着人类的命运，但将人类带入了地狱！我们要彻底与你们决裂。你们随意压榨我们的每一滴血汗。再也不能这样了。你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欧洲必须从战争中走出来，这欧洲是我们的欧洲。’只有这样，欧洲才有希望（他指欧洲的文明）。”
这是现代欧洲的一个社会学家的梦想。但是，这种梦想恐怕是永远无法实现。我坚信，当欧洲各国的人民把他们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赶下台，正要亲手处理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之时，在这些问题处理之前，恐怕是每个国家都处于战乱纷争的处境之中了。让我们来看看大不列颠的爱尔兰事件吧。爱尔兰的平民百姓，在试图自己决定和战问题，甚至争取自决的问题上，便发生了势不两立的尖锐冲突。如果这个时候，不是由于这场更大战争的来临，他们将继续自相残杀。
现在，为了给这场战争寻找一条出路，我们必须首先找到这场战争的起源与缘由，并明确谁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任。迪克逊教授试图让我们相信，正是那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把平民百姓带入了灾难之中，带入了战争的地狱。但是我认为，我能证明并不是那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把平民百姓带入战争之中，而恰恰是那些平民百姓，驱使和推动那些可怜无助的统治者、军人和欧洲的外交官们走向了战争的深渊。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实际的统治者——现代欧洲的皇帝、国王和共和国总统们。目前不争的事实是，大概除了德皇外，其他国家的实际统治者都没有说什么挑起战争的话。事实上，现代欧洲的皇帝、国王和共和国总统们的言行受到《自由大宪章》的制约——这些实际统治者在国内，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共事物都没有发表什么言论。那个可怜的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为了防止爱尔兰事件（７３）发展为国内战争时，他试图发表一番言论，但大英帝国的全体平民百姓都叫他闭嘴。而他居然通过首相向平民百姓道歉，表明他只是尽一个国王防止战争的义务。事实上，当今欧洲的统治者只不过是一些被供奉起来的尊贵偶像，他们只不过是些掌管大印、并给政府公文签字。因此，就他们的国家政府而言，他们只不过是一些装饰性的人物，并没有他们自己的意志。我们怎么能说这些统治者应对战争负责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那些被狄金森教授以及每个人都谴责应负战争罪责的军人们。罗斯金（７４）在屋尔威兹向军官预备队讲演时说：“现代制度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夺走了民族最好的血液和力量，夺走了所有的骨髓，即勇敢、不计回报、不怕艰难和忠诚，而把民族变成了沉默和怯弱的钢铁，成了一把纯粹的刺刀。另一方面，却有保留了最糟糕的成分，如怯弱、贪婪、淫荡和背叛，将这些奉为权威并优先使用。然而，其中却无一丝思想能力。”罗斯金继续向英国士兵说道：“保卫英格兰的誓言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你一成不变地执行这一制度。如果你只是站在店门之外，而保护里面骗钱的购物小孩，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士兵。”现在我想，那些谴责军国主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