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未能重新进入李鸿章的寡头政治集团，袁世凯便另辟蹊径，去巴结北京的满洲贵族。经过离职回京的程文炳将军，即他那个早期保护人的引见和疏通，他得到了满人荣禄统帅下的新建陆军副统领之职。不过，他在满洲贵族手下立足未稳，李鸿章便垮台了，康有为及其激进派异军突起。袁氏认为时机已到，又赶忙去投靠康有为与激进派。但正如人们都知道的，到最后的紧要关头，他又叛卖了他的雅各宾朋友。此后，他就明确地投身到满洲贵族一派中，与之形成了一个集团，可以称之为“联合党”。如同约瑟夫·张伯伦成为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亲信仆从一样，袁世凯则成了满人荣禄的心腹仆从和走狗。
我不必详细追述袁世凯的为官履历。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特种部队后，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他在任上，义和团的狂热风暴爆发了。我们已经看到，他完全没有能力理解那场误导和愚昧的暴乱之高贵动机，只是残忍地以玩世不恭和兽性的手段，去杀害那些误入歧途的疯狂农民。从山东巡抚，他继而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他到天津就任之前，占领天津的八国联军组成了临时政府，他们已经打扫和整顿了天津的环境，使天津成为现代欧化的自治城市。袁世凯从外国临时政府手中接管了天津市政，他坐享其成，得到了许多不该享有的荣誉。外国人看到天津进步和改革的表象，看到天津成为一个欧化的城市，便一味夸奖袁世凯。刘坤一死后，袁世凯，正如我说过的，他与张之洞和两广总督岑春煊一起，成为了左右中国政治的三大巨头。
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4）
我本不该对这位已经倒台的中国张伯伦的经历和品质不厌其烦地讲这么多，但鉴于以下事实，我还想再唠叨几句。莫理循博士和所有中英两国的英文报刊，都以一种自以为是、甚至狂妄自大的权威腔调，极力推出袁世凯这座泥塑的偶像来，这种做法只是荒谬可笑，对于外国人正确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倒也没有什么太大妨害。他们神化袁世凯，说他是拯救中国必不可少的惟一伟人，从而给现任摄政王的统治投去不信任的阴影。英国舆论过去曾一度奉李鸿章为偶像。有些与宓吉先生见识相仿佛的英国人，甚至称李鸿章为中国最了不起的老人。如今，英国人对宓吉先生所谓的那个最了不起的老人，还有什么好话可说呢？（75）
但公正地讲，李鸿章还不是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和刻毒的人，他只是一个庸人。他庸俗粗鄙，但不暴虐恶毒。而康有为及其中国雅各宾党人不只是庸俗粗鄙，而且恶毒暴虐。在他们的雅各宾主义中，包含一种理想主义的成分，一种希冀立即带来太平盛世的强烈渴望。而袁世凯，则综合了庸人李鸿章的粗俗卑鄙和雅各宾党人康有为的暴虐刻毒。事实上，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先生一样，两人都是雅各宾党人的叛徒。（76）
下面，我不再谈袁世凯。不过在此之前，我想明确指出，这种生性粗俗、庸陋和蛮横的人们，损害了他们本国真正改革和进步的事业，因而也必然危害他们所在国高尚的国民生活乃至世界文明。例如，约瑟夫·张伯伦先生，人人都知道，他采纳了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但是，意味着使大英帝国强大的帝国主义，对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来说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大英帝国的良治和世界文明。换言之，比肯斯菲尔德勋爵要使大英帝国强大，只是为了能使大英帝国政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去做它认为对于大英帝国的良治、进而对于世界文明事业来说是正确的事情。而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主义，也就是使大英帝国强大，则本身就是目的。无论如何，他的帝国主义与良治或文明没有关系。张伯伦先生帝国主义的目的，只是要让大英帝国境内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吃的东西更多，住的地方更好等等，事实上也就是要比地球上任何国家或民族在物质方面更加繁荣，然后能狂妄自大，趾高自扬，称霸全世界。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其结果是推进良治和文明的事业，使英国式的法律和英国式的公正——使大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赢得全世界的尊崇。孔子谈起他那个时代一个著名的政治家时说道：“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所谓“披发左衽”，就是成了野蛮人。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英国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和德国俾斯麦首相的政治才能，欧洲人民现在也要堕入无政府和野蛮状态了。相反，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主义，其结果则是要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能有更多的牛肉吃，能住得更加舒适，能狂妄自大、趾高气扬地去欺辱全世界。它所带来的是在南非的布尔战争，是英格兰鼓吹女人参政的妇女，是印度投掷炸弹的无政府主义学生和每年预算六千万英镑的赤字。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人“有治人无治法”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在中国，这一公理比在英国或欧洲要有力量得多。中国国家管理中的“宪法”，正如我所说过的，是一种道德上的宪法而不是法律上的宪法。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更多地是依靠道德法律，而不是纸上的宪法、国家法规或治安条例来约束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使那些身居高位、有责有权的人们不敢为非作歹。简而言之，中国的良治完全仰赖我们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因而在中国，当不道德的人身居高位，大权在握的时候，他们的所做所为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想象的。而且，在中国，像一切专制独裁的政府一样，政府行好行坏的权力非常之大。因此，一旦像袁世凯这种生性庸俗、粗鄙、暴虐和刻毒的人在政府中享有了某种支配权，那后果便可怕至极。这里，且不谈那种奢侈浪费，为了维持袁世凯及其寄生虫们骄狂恣肆的排场，在天津，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都已破了产。在此，我只想从那些灾难性后果中举出一个实例。袁世凯，正如我所说过的，他成为了统治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中三头执政的成员之一。三巨头即张之洞、袁世凯和岑春煊，他们乃是当时中国文人士大夫所公认的领袖。已故皇太后正是依靠这三个人，来指导与推行改革运动或中国的欧化新政的，我说过，在1901年銮驾回京后，整个中华民族就决定采取这样一场欧化改革了。张之洞仍是三巨头中惟一有思想和能懂思想的人，他在反对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中，指出中国的改革或欧化，必须首先从改进和变革公共教育入手。袁世凯则毫无自己的主见，他以其粗俗卑鄙的狐狸之智大体上抓住了张之洞的这一思想，然后立即狠命地催迫和促使那个可怜的老人，正如我曾说过的，那个缺乏道德勇气的张之洞，糊里糊涂就答应劝说已故皇太后不等到新的教育体制有个草案或经过讨论，就将整个现行的旧式公共教育机构悉行废除。其结果，是拥有四万万人的整个中华帝国，目前可以说绝对没有任何公共教育可言了。只有在一些大城市的几座造价高的、陋俗的欧式红砖楼房里，还有人在把一些蹩脚的英语和现代欧洲科学术语以及其它学科的日式译文混在一块，向学生灌输着。对这些东西，学生们丝毫也不理解，就被强行塞进脑中，结果使他们一个个变成了胡言乱语的白痴。这就是前文中我所谓像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这样的人，不能让他们有掌管教育或文化事务任何权力的一个实例。已故的著名法国人内农（77）先生说：“人们健全的教育，乃是达到一定程度的高等文化教育的结果。像美国这样一些国家，已经发展了为数不少的大众通俗教育，却没有任何严肃认真的高等教育。而这种缺陷，就势必长期以他们知识分子的平庸行为，举止粗俗，精神上的浅薄以及普通智识的缺乏为代价。”中国旧式的公共教育尽管可以说有许多缺点，但它仍然致力于给人们一个像内农所说的严肃认真的高等教育。不仅如此，这种严肃认真的高等教育，还造就出像曾国藩侯爵乃至张之洞大人本人这样杰出的人物。
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5）
三头执政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岑春煊，他是前两广总督，现在在上海做寓公。他是著名的已故云贵总督岑毓英（78）的长予，其父曾被指控与马嘉理谋杀案（79）有牵连。岑毓英是一个厉害人物，他用克伦威尔挫败爱尔兰叛民的严酷手段，挫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