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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力量，在消除或改良社会弊端方面决不会有效。而这就是伟大的俄国道德家托尔斯泰伯爵在给我的一封公开信中，劝告中华民族阻止现代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进入中国的方法，也就是要我们消极抵制，不理会欧洲的一切。托尔斯泰伯爵所提议的这种对待社会罪恶的方法一点也不新鲜。佛教改革世界便是通过消极抵制。当世界腐败无道之时，佛教徒们就剃光脑袋进入寺庙，以此洁身自好。结果社会只能变得越来越糟，且最终连挤满各种光头和尚的寺庙也逃不脱被焚毁的命运。因此，世界上的社会罪恶绝不能通过消极抵制来革除，因为消极抵制乃是一种自私和不道德的暴行。马修·阿诺德指出，“茹伯说得很妙：‘C’estlaforceetledroitquireglenttouteschosesdanslemonde；laforceenattendantledroit．——强权和公理是世界的统治者；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强权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公理未行，因为公理未行，所以强权那种事物存在的秩序是合理的，它是合法的统治者。然而公理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种具有内在认可、意志之自由趋同的东西。我们不为公理作准备——那么公理就离我们很遥远，不备于我们——直到我们觉得看到了它、愿意得到它时为止。对于我们来说，公理能否战胜强权，改变那种事物的存在秩序，成为世界合法的统治者，将取决于我们在时机已经成熟时，是否能见到公理和需要公理。因此，对于其他人来说，试图将其所醉心的新近发现的公理强加给我们，就仿佛是我们的公理一样，并以他们的公理来强制取代我们的强权的那种做法，是一种暴行，应当反抗。”
简而言之，当我们认为某种制度不合理时，便去消极抵制它，而想不到这是一种不道德的暴行，这是不对的。以这样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绝不能改革某种制度，即便它真是一个罪恶的和不道德的制度。
上海那个真诚相信电车是一种危险和讨厌的东西，是一种不道德的设施的纳税人，能够用以阻止上海电车运行的第四种方法如下：他不必不去乘电车，甚至可以保护它，但在私人生活或公职生活中，他却必须保持自尊和正直的品质，以赢得所有上海居民的敬重。由于邻里居民对他的敬重所激起的道德力量，他得以参加纳税人会议，又由于所有纳税人对他的敬重，都愿听从他的意见，而对其他人的意见置若罔闻。这时候，如果他能向纳税人说明——上海的有轨电车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和伤风败俗的设施，那么，他将有机会使纳税人们心甘情愿地将电车废置。这，我以为就是孔子制止某种社会或政治罪恶及其改革世界的办法，即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孔子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因此，我认为，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将此种文明中最优秀的东西，从现代欧洲各国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势力中挽救出来的力量正在于此，并且这是惟一可靠的力量。
尾声（3）
最后，我愿意在此指出，迄今为止，不但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反对现代欧洲文明势力的过程中，对于中国文明所固有的这种惟一真正的力量的利用极其之少，而且我本人作为一个中国人，直到今天才意识到，自己立身行事一无所成，正是由于我不懂得在生活中通向成功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也就是，“修己以敬”（orderone’sconversationaright）（85），照孔子所说的，集中精力去过一种“笃恭”的生活。的确，要说起来，如果不是这本牛津运动故事中所提到那位名人（指张之洞）给予我20多年的庇护，我这条命恐怕早就丢了。我很清楚，在这篇故事中谈到这位老头领时，我并非只是一味褒扬。我写这篇故事的目的不是要臧否什么人或什么事。我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如实地了解中国的现状。AmicusPlato，magisamicaveritas（我爱柏拉图，但更爱真理）。但在这篇故事结束之时，我愿公开在这里表达我对已故帝国总督张之洞的感激之情，感激他20多年所给予我的保护。有了这种保护，我不致于在冷酷自私的中国上流社会降低自我去维持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此外，尽管我时常固执任性，他却始终抱以宽容，很善意和礼貌地待我。而且我还荣幸地学会了作为一个新兵，在他的领导下去为中国的文明事业而战。他是中国牛津运动中最优秀的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文人学士。两年前，当我在北京见到了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彻底绝望了。我尽力安慰他，并向他保证最后胜利仍属于我们，他摇了摇头。我希望能够再次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返回战场，但现在战局还未明了，我们的头领却死去了，AveatqueVale！（告别了！）
附录（1）
关于已故皇太后
致《字林西报》编辑的信
编辑先生：
最近在这个国家举国同悲之日，贵刊上所发表的那篇文章和短评，谈到刚刚去世的皇太后陛下的那些话，在我看来是如此的冷酷，充满敌意和难听之至。因此，我感到不得不对它提出抗议。一个自然史的教授在描绘某些猛兽的有趣标本的时候，也没有你们在描述已故皇太后的生平时这样无情。我并不想在此阻止你们对皇太后的品德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要抱怨的，是你们那文章的腔调。我请问你们——在这个国家万民同哀的时刻，一份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重提那些诬蔑皇太后的残忍、谋杀和暴虐的传闻，那些无中生有的谣言，这公平吗？仅仅几天以前，她还是这个国家的国母，而外国人在这里过着一种特权客人的生活。
我并不想就已故皇太后实际上的品行问题，与你们展开争论，现在这个时候也不合适。对于这一问题的审慎意见，我已经在一本不成熟的小书中做过了阐述。这本书，你们曾经向读者加以推荐，给以好评。对于那些已死心踏地地认定皇太后是一个野心勃勃、刻毒残忍的妇人的外国人，我除了以哀怜之心，重复福音书中那句“Morieminiinpeccatisvestris你们将由于罪恶而死去）”之外，别无他话可说。但对于另外一些尚没有固执此见的外国人，如果你们允许，我倒愿意提供几点意见，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对于皇太后的品格，形成一个比你们所做出的评论更为公正的看法。
我要谈的第一件事，是已故皇太后生活中的支配动机问题，与你们的看法完全不同，我认为它不是——正如历史上一切伟人的生活动机一样，从来不是——卑鄙的野心。卡莱尔在谈起他心目中的英雄克伦威尔所涉及到的野心时说：“势利小人以其可怜的奴才之心推想，每天让人把成捆的公文拿给你看，那该是一种多么惬意的事情。”以中国的皇太后来说，除了每天必须劳神于那一捆捆头绪纷繁的各色公文之外，她从实现野心中得到的另外好处是，无论冬夏，每天早晨必得四点半起床。不仅如此，她还不像纽约的社交妇女那样，尚能从次日数以百计的晨报上见到自己的大名，以及她所出席的豪华宴会的记述，从中得到某种补偿。这样一个付出如此之多，得到如此之少的雄心勃勃的妇人，想必一定是一个卑贱愚蠢之人了。然而，无论怎么说，已故的皇太后都绝不是这种卑贱的蠢妇。
如果不是野心，那么她生活中的支配动机又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让我先来给你们讲一件事，一件我的朋友告诉我的事情，它发生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北京的太和殿。皇太后一直支持李鸿章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当听到法军炮击福州的消息后，立即传谕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大臣们都异口同声要求宣战。这时，皇太后指着小皇帝对大臣们说：“皇帝长大成人和我死以后，他要怎么干我管不着，但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允许有人说，一个妇道人家抛弃了祖宗留给她代为看管的遗产。”
因此，我认为，已故皇太后生活中的支配动机，是迟早要为尽可能完整无损地保卫帝国王室留给她管理的遗产而奉献一生。按照中国的道德法律，一个妇人的本质责任，不是只为她丈夫活着。她的本质责任是维护其家族的遗产和荣誉。因此，我认为巳故皇太后生活中的支配动机，是一心一意要尽到中国道德法律所要求于妇人的本质责任。当她临死之前，也就是统治中国五十年之后，她能够满意地宣告：“我们没有辜负祖宗的信任。”这并非是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