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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限制她的自由行动。不客气地说，这场变乱乃是一场“人民战争”，而非一场由政府发动并主宰的战争——事实上，它毋宁说是置政府于不顾的。这就是在这场战争中那些被西方人称为“现代文明战争的严格规则”没有得到认真奉行的不幸原因。
现在，我不知道欧美诸国那些或多或少具备了民主意识的人民，那些陶醉于空泛的“爱国主义”而不能自拔的西方人，他们是否能够或是否愿意记得，在西方过去的历史中，存在一个比现代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更为神圣的字眼：关于这个字眼的含义，我在本文开头已经借用一个词试图加以阐明，它就是Loyalty（忠）——即仆人对于主人的“忠”，孩子为父母尽孝的“忠”，妻子为丈夫守身如玉的“忠”——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即人民为君主而奉献的“忠”。如果“文明”的西方人还记得这个字眼的含义，他们就会懂得，对于整个西方世界，为何全中国的人——而不是中国政府——都会处于战争状态，无可奈何地与整个西方世界进行徒劳的抗争。这个时候，在古老的中国，从南到北，自东徂西，一个声嘶力竭的悲愤声音在空中飘荡：“MoriamurProRege，Regina！”（太后，臣等愿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说到这里，全文该结束了。我说过，在中国目前所处的境况下，有关“公理是否还靠得住”这个问题，长江流域诸省的总督们已经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办？”现在，我想我能够用几句话回答这一问题了。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7）
首先，中国人民的“宣战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列强已经采取措施，或打算采取措施推翻皇太后陛下本人的统治乃至限制她的自由。其次，列强的“宣战原因”则在于北京的列国公使馆被围，急待救援。
显而易见的是，在双方达成和解之前，这两个基本的“宣战原因”必须消弭。事到如今，北京的帝国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消除了列强方面的“宣战原因”，我敢肯定，列国的公使们一定会被安全地转移到天津。因此，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要看列强方面是否能够或愿意消除中国人民方面的“宣战原因”了。在此，我大胆地补充一点：为了对那些目前正竭尽全力维持治下领域和平状态的总督和其他官员公平起见，列强们应抓紧时间，不失时机地尽快做出决定。眼下，每一次拖延，不仅会使维持和平更加困难，甚至还会削弱获致和平的希望。
附注——
在孔子的祖国鲁国，国君鲁哀公曾经问孔子：“怎样做才能使人民服从？”孔子回答说：“捍卫正义之事，镇压不义之事，人民就会服从；而捍卫不义之事，镇压正义之事，人民就不会服从。”
上面的文章于1900年发表在《日本邮报》上，那是一份在横滨出版的英文报纸，当时还附有致该报编辑的一封信，原文如下——
敬爱的编辑先生：
在请求您刊出这篇文章之前，我想要说明的是，我这一做法完全由我自己负责。文章写作和准备发表的时间是（1900年）7月27日。当时，（张之洞）总督大人刚刚发出那封与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人联署的致英国政府的超长电报，电报的内容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作为“授权声明”，本文所述乃是对那份电报的大略意思的英文翻译。其余的内容则是我自己为了使这一声明便于理解而做的评论。
我先是受张之洞总督委托，准备一份内容为体现他那封电报大意的英文翻译，以供在报章上发表之用。后来，在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下，我不由自主地将其写成一篇关于那封电报内容的长文，总督大人得知此事后，只好收回成命。我没有事先将全文呈送给总督大人，原因之一是为了让他能尽快见到文章的效应，因为要将这篇东西译成适当的中文，要花费我不少时间。而在当时那风雨如磐的时局中，举国士人心中痛苦不堪，为了尽快给皇太后陛下及其治下的中国正名，每一分钟都是珍贵的——那时我打算以这篇文章来拯救北京以及那里的诸国公使。后来，我相信——至今我几乎还愿意相信——如果当时我能够凭借自己的西文写作能力成功地消除或缓解部分外国人针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所持的愤激敌对情绪，那么，彼此双方有关人员所遭受的惊恐和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将会有所缓解，从而也更便于当权的“肉食者”们更清楚地了解时局，在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之前提下解决问题。
于是，我设法让文章能够被递到索尔兹伯里侯爵手里，我相信他即便不会出于慷慨，起码也会出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公平竞争”的热爱而会对我的意见做出积极反应。时至今日，此文究竟是否真的被送到侯爵府上，我仍是不得而知。但是，不管它被送达与否，我都没有发现它对大不列颠帝国以及其他列强的对华政策产生我所希望看到的那种影响。
因此，现在，我只好以自己的名义将此文呈现给整个“文明世界”。
由于我打算另撰一文，专门就目前列强的对华政策进行全面的点评，所以，关于列强为何还没有采取能够顺利解决时下的中国问题的政策，在此我将不再赘述。
同时，除在本文已经囊括的建议之外，我再冒昧地补充三点：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8）
（一）英国王后陛下，作为西方世界王后之首，应尽快以谦和感人的友好态度直接给中国的皇太后陛下拍一封公开电报——不必用客套的官方语言，而用出自一个王者心灵的质朴语言——对中国的皇太后陛下、她的儿子皇帝陛下以及她治下的人民在目前的困局中所遭受的苦厄，表示同情。
（二）外国公使，尤其是大不列颠的公使，应当制定一个条例，给那些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城市出版的外文或中文报刊划定一些规矩，规定如有报刊胆敢随意发表侮辱或不尊重中国的皇太后及皇帝陛下言论的，要给以严厉处罚。
（三）赫德先生应当指派上海的海关人员出版一份《中华帝国报》（ImperialGazetteofChina），除了定期刊登《京报》的准确译文之外，还要登载一些关于中国国家大事的官方消息——有时可能还有必要对其他报刊上散布的不利谣言加以驳斥。
对于有些读者而言，上述建议中的前两条可能看上去有些感情用事，可是我将借用一句绝妙的法文短语Lapolitiqueducoeur——以不容置疑的极富常识性的实践理性来证明这一“心灵之政治”（Lapolitiqueducoeur）存在并应该被加以推行的必要。中国人，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其文明的基础使得他们更加赞赏、尊崇和畏惧道德的力量，而非外在的物质力量。中国人不能像西方列强那样只愿意肯定外在的物质力量，这种源自对于近代科学的无限迷信的愚昧无知只能使中国陷入道德沦丧的混乱局面。因此，如果西方列强或他们在中国安排的高级代理人真的渴望和平解决中国问题，那么他们越早意识到必须运用真诚、智慧等道德力量，问题就越好解决。
目前，最为急迫的乃是，西方人要使中国人确信他们真的不是“洋鬼子”，而是如他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类。对于这一点，外国报纸——特别是在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完全丧失了他们的常识。然而，如果那些在华管事的外国人也丧失他们的常识，那将会酿成一场可怕的灾祸。正是借助于这种常识，我才得以站出来为中国人民辩护——甚至为发生在处于“拳祸”阴影中的保定府和太原府的恐怖事件以及参与人员辩护。当年，当英国地方当局动用其全部警察力量也控制不了群氓们的暴力行为，无法制止他们捣毁斯特德（Stead）先生及其朋友们的集会的时候，尊敬的贝尔福先生以其令人钦佩的英国绅士的机智对此加以评论，那时他所使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常识性论据。在那个场合，贝尔福先生说，人们对于“人性”这种东西不必抱太多奢望。中国人的人性与欧洲人的人性是相同的，具有此种人性的人，当他们获悉一则可怕的预兆（即便是谣言），感到有人要灭绝他们，不让他们活下去的时候，就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来与之对抗。而且，中国人民也有一种最质朴深沉的民族感情，这种感情一旦遭到他人的蹂躏和伤害，他们将对此产生可怕的怨恨情感，这种情感能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