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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和平的缘故，仍能牺牲一笔合情合理的赔款。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的中央政府必须有绝对的行动自由——比如，有命令每个总督或巡抚如实上交公款的绝对权力。
中国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巨大的文明难题。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召开了威斯特伐里亚会议，讨论像目前中国事变所遭遇的、攸关所谓“文明”利益的问题。现在，我冒昧地请求，在现有的最后和约批准以前，也应当将它提交到这样一个会议来讨论，不仅要修改它，如果有必要，还应彻底改变整个条约。
前面提到的牛津大学国际法和外交学齐舍勒教授伯纳德（BernardChichele）先生在谈起《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时曾说过：（35）
“威斯特伐里亚会议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如果你细加分析，一个和约，一般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首先，它有外交家们所说的一般性条款——宣告和平已经恢复，并实行大赦；其次，它有消除战争起因、调节彼此抱怨的不平并防止它们死灰复燃的必要条款，这是实质性条款，谈判者必须事后做好，如果没有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和约就是虚假的和不完满的；第三，它有交战中的强势一方所要求的赔款或补偿条款，以弥补强势一方长期受到的损害和战争费用；最后，它还包括有关实施前述各项规定所必须预备的一些条款。”
上文最初发表在《日本邮报》上，当时附带如下评价：我曾经表示过，要对列强在华的现行政策做一篇详尽的批评，现在，我之所以没有信守承诺，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所导致。
首先，因为我得知英国驻华当局对我所写的东西感到不满，并已正式向总督大人提出抱怨（张之洞——译者）。自然，我也要有所收敛，免得让总督大人感到难堪。我不知道英国驻华当局的行为是否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但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公开提醒索尔兹伯里勋爵注意，去年夏天，我曾经给他的府邸拍过一个密码电报。
去年夏天，在形势最为严重的时候，上海报纸上刊登的电文说，张之洞总督正在汉口的外国租界操练军队；而来自上海衙门的电报则一致报告，英国舰队司令西摩尔在长江上已有图谋。果不其然，西摩尔司令当时正领军到沪。此外，有个英国军官也在武昌周围窥探。这时候，一个外国领事馆派代表向我反复说明，让我提醒总督，要防范英国的阴谋。我直言不讳地告诉那个代表，他的领事有点丧失理智。我把路透社（Reuter）的电报拿给他看，其中，尊敬的布罗德里克先生说，试图管理中国领土中的任何部分都是发疯。最后，南京的刘（坤一）总督发来一个电报，深信我们正在“坐以待毙”。于是，中外双方彼此的恐惧加剧，大祸即将临头。我束手无策，感到绝望，因为我无法使我们的人民相信那些关于英国阴谋的报告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也不知道这些有害的电报是否已到索尔兹伯里勋爵那里。
为了中国的善治（10）
正在这一危急关头，索尔兹伯里勋爵发来一个电报，主动提出要为总督大人惩罚端王殿下！这时我立即发现一个消除紧张气氛的机会。总督当时正需要钱，我大胆地劝总督向索尔兹伯里勋爵要求一笔借款——那就是我的密电内容。我的目的，是想让索尔兹伯里勋爵信任我们，不派军队到中国来。我知道，在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担保下，香港和上海银行将会欣然接受此项业务。我盼望这笔借款的成功会成为彼此恢复信任的手段，我有理由相信它能起到此种作用。可惜的是，索尔兹伯里勋爵并未充分了解我那封密电的意图，还是把军队派到上海来了。我更遗憾地得知，通过半官方渠道获悉，索尔兹伯里勋爵感到失望，因为英国政府通过这笔借款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我总以为，长江流域诸省的和平是值五十万两的，何况只是这样一笔数目的借款呢？
实在很抱歉，我在此介入了个人的因素，但鉴于英国驻华当局的行为损害了我与总督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此让索尔兹伯里勋爵及英国人民了解到我个人为维护长江流域诸省的和平所做过的事，还是必要的。
我不再写关于时局评论的其他原因在于，我感到自己写这些东西，完全是在随意地给自己找不自在。同时，我还认为，以我在政府机关的卑微之职——去评论中外议和的细节，从而使正在进行和议的帝国高级官员感到为难，将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当事情可以说还在审议之中的时候。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1）
箴言
有些人认为我在讽刺诗中太尖刻了，并使这一诗体超出了可以允许的限度。（36）
有些人认为我在讽刺诗中太尖刻了，并使这一诗体超出了可以允许的限度。
我在上期《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分裂的预兆》的文章。作为中国的仇视者，该刊的编辑及其密友们自然兴高采烈。但我想给他们泼一盆冷水：在中国的西方人还没有真正发现“强直的端王”（37）的“最后同谋”。端王说过，“在（我们的）皇冠落地之前，有许多皇冠将要被砸烂”，这话言犹在耳。
目前，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干着企图瓜分中国的肮脏交易，即通过支持中国的“新党”而达到devideetimpefa（分而治之）的目的——18世纪波兰就是这样被强盗们瓜分的。长江流域各省的督抚们现正处于与上海的茶店同样的境地：那些茶店在店门口打着“洋货”的招牌，告诉顾客他们正受到洋大人的保护——“文明”的西方人无耻之极。
想当年，腓特烈大帝（38）在谈到玛利亚·特丽萨（MariaTheresa）时说，她总是一面标榜自我，一面干着偷盗的勾当。英国人——我指的是那些尚保持着英国绅士之良知的普通市民——也总是一边抗议着别人的偷盗行为，一边又大言不惭地跑去干偷盗的勾当。在遥远的非洲，张伯伦（39）先生曾大肆偷盗，当他被抓住时，却又拼命加以抵赖；然后，饱受殖民主义压迫之苦的布尔人发出了使殖民主义头子索尔兹伯里勋爵大为恼火的最后通牒，傲慢而无脑的他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气——如今，德兰士瓦（40）城已被英国人吞并了。
总之，我宁可被德国人公开劫掠，也不愿张伯伦先生悄悄偷走我的财物——德国人的行径看上去似乎得到了古时维京海盗的真传，而张伯伦先生呢，他老人家的尊容则怎么看怎么像无耻的犹大（41）。
我们发现，强盗巴拿巴和犹大现在已经联合起来，要捍卫古老的中国的“尊严”了！我们还可以判断出，犹大的把戏已是司马昭之心——他要偷盗，但如果失手被抓住，他大可以将强盗巴拿巴喊来替他撑腰打气。
眼下，是揭穿“门户开放”政策骗局的时候了。英国人——这次我指的是英国的犹大而非普通国民——之所以发明“门户开放”政策，是因为他们既想利用中国可怜的皇太后陛下及其臣子替他们这些洋老爷管理混乱的中国，又想赖掉本应承担的费用和责任。同时，他们能得到的以及他们想要得到的好处也一样都不能少——他们跟中国人玩“猜硬币”的游戏时说：正面我赢，反面你输——反正洋老爷们不会吃亏的。再明显不过，英国的犹大也知道，当他拥有“鸦片专卖权”并有个赫德先生在北京替他们打理中国的海关的时候，他的日子可比巴拿巴或任何其他人都好过，Voilatout（就是这么回事）！
在我看来，按照西方的朋友们所说，皇太后陛下对此种情况的反应竟然会是“无动于衷”，这简直是个奇迹。我实在想像不出来，当一个“门户大开”的一家之主，到底有何乐趣可言。身为一家之主，我无奈地让所有的流氓无赖、搬弄是非的小人以及爱管闲事的人丝毫不受限制地任意出入门庭，并且胡作非为——结果，我家失火了，非但没有人给予赔偿，相反我却必须向肇事者道歉并赔偿损失！这不能说不是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十足庸俗而功利的特征了。
大不列颠和美国国内有很多失业的搬弄是非者和爱管闲事的人，他们在国内混不下去，就给派到中国来，专横跋扈地干涉中国的一切事务——上至皇太后是否应该执政，下至那些可怜中国妇人是否该裹小脚——而日耳曼德国则派来他们所有的犹太高利贷商，来诈骗中国的达官贵人们，并使之堕落到对于近代物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