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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些时候又改一遍。太子们的名字改动更是频繁，前面说过肃宗就改了三次才最终定下来叫李亨。好在他们没有把改名的兴趣放在改年号上，否则都像唐高宗和武则天那样换年号成瘾，则唐朝将近三百年，要是有三百个年号……不可想像，感觉蛮“恐怖”的（不过话说回来，肃宗在位时差不多两年一换，频率也是很高的了）。这时我们才知道在唐朝高祖太宗各自只用一个年号是多么的可贵。
九月，肃宗调动了九个节度使的力量进攻安庆绪，兵力达到数十万。可以想见，肃宗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但决心与疑心并重，“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不设元帅，只让一个宦官做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理由绝不是史书上说的认为郭子仪、李光弼等人都是元勋，谁也不好统领谁这么简单，而是由于肃宗不放心将权力交给这些威信与实力都很强的人。
九节度使围邺，一直围到第二年的二月，郭子仪等人决定决安阳河（通鉴写为漳河，《唐书》写为安阳河，查看地图的话，还是稍有区别的，取《唐书》的说法）水灌城。困守了几个月的邺城情况当时变得更加糟糕，和张巡遇到的问题一样，邺城中也是缺粮，老鼠的价钱已经涨到了一只要数千钱，一斗粮食更是卖出了七万的天价，而且也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这时城中有人想要投降，却因为水太深，没有办法出去。
按说这个时候要是破城的话，是绝好良机啊，何况又是九节度——可问题就恰恰出在九节度上。由于没有主帅，唐军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错失了良机，又因为邺久攻不下，唐军上下也有点军心涣散。就在这时，史思明从魏州赶到了邺，安庆绪为了能够尽早解围，甚至派人将他的皇帝玉玺交给史思明，不过这当然不是出自他的真心。
李光弼像
史思明果然厉害，他断了唐军的粮道，使唐军的优势不复存在。三月，叛军援兵直抵城下，与唐军决战。史思明本人看来也是相当骁勇了，他亲自带领五万精兵与唐军六十万人在安阳河北对峙，但唐军并没有把这支军队当回事，以为是敌军的一支游击小分队。由此可见唐军是有些大意了。看到敌军松懈，史思明领着这五万人突然冲了过来，唐军中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率人“先与之战，杀伤相半”，鲁炅本人还中了一箭。史思明以一敌四（不是单挑的那种大将之间的决斗，就是大伙一起上的群殴），并且没有处于劣势，不免让人感慨唐军的“无能”。而郭子仪从后面袭击史思明，本来可以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结果还没来得及布阵，天上就刮起了一阵大风，“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不过这次也不只是唐军受损，叛军也被吓着了，双方各自败退，辎重都扔了一道，唐军一方“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在向南撤退的路上郭子仪命人将安阳桥拆断，目的是为了保住洛阳。但洛阳城里仍然受了惊吓，百姓们惊惶地向山里逃去，而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人也纷纷逃走。这两个官员的逃跑，终于使肃宗找到了发泄此战失利的火气的对象——诸节度上书请罪，肃宗当然不敢降罪于这些手里握有兵权的人，所以这两个人就“荣幸”地成为了出气筒，都被贬官了。但终究要有人为此负责，这时那位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鱼朝恩起了作用，他看郭子仪不顺眼，就把责任推给了郭子仪，于是郭子仪被召回长安，李光弼代替他成为了副元帅。
而安庆绪这边也不太平，围是解了，可是安庆绪也不打算再提起旧事，干脆连城都没请史思明进，他本人当然更没有打算出城去看望一下。但安庆绪哪里有史思明的老辣？不几天就被史思明杀掉了。抓安庆绪的时候，史思明“责以大义”，说他丢失了东西两京都没关系，但他最不该做的就是杀他的父亲，“弃失两都，亦何足言。尔为人子，杀父夺其位，天地所不容！吾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佞媚乎！”史思明这样责骂着，却不想两年后他也重复了安禄山的命运。几乎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史思明的长子史朝义，向他的父亲下手了。史朝义杀了自己的父亲之后，又派人到范阳杀了弟弟史朝清，随后范阳城中自相残杀，最后因此而死的达数千人。
由于有太多的自相残杀，而且首领更换太勤，八年时间就出了四个皇帝，有三个还是通过非正当手段得来的，其中两个可以算是无能之辈，因此可以说，这些因素对安史之乱的结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再次印证了“城堡总是从内部攻破的”这句话。不过安史之乱的最终结束，是在代宗时期。
有时想想，如果自始至终都是安禄山在指挥叛军的话，战乱会不会持续得更久些呢？当然，我并不盼着安史之乱持续更久，因为这八年的时间，足以让唐朝的实力从天上掉到了地下，足以让盛世的繁华尽化为子虚乌有，足以让生灵涂炭、社稷倒悬。看看杜甫的诗吧，你会觉得从心头油然而起的一股悲哀。在他的笔下，有石壕村那位被强行带走的老妇，有无家可归、无人再相送的老兵，还有与丈夫“暮婚晨告别”的新娘，但苦难的百姓又何止这些？据官方统计，天宝十四载时，唐的全国人口户数基本保持着盛世时的总数，有891。4709万（《通典·食货七》），而到了肃宗乾元三年，这个数目一下子降到了293。3174万，减少的人口当然不是战死就是饿死，或者还有被人吃的？总之，由于战乱人口锐减是个不争的事实。至于剩下来的人，他们可以说是幸存者，但他们真的幸运吗？其实也不过是“生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罢了。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开元时期的这个景象，自此时起，再也没有在唐朝出现了。
第三部分李光弼像（2）
十二
在“大燕”朝中连续发生内讧之时，唐朝内部也同时混乱着。
唐玄宗从蜀中回到长安，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让自己平安地度过晚年。本来前两年还好，肃宗基本满足了玄宗的要求。他让很多人陪在太上皇身边，天天娱乐，玄宗倒也悠哉优哉，而且父子二人经常相互去探望，有时还能在路上相遇。但随着时间推移，事情慢慢地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提起一个人了，即肃宗朝有名的宦官李辅国。
李辅国在玄宗朝地位很卑微，以至于到了他的主子肃宗当皇帝时，即使他突然间显赫了起来，但仍然很多人都瞧不起他，其中包括高力士等人。若说高力士瞧不起李辅国，倒也有情可原，毕竟他曾有四十年是李辅国的上级，而此时大概也要叹一声“后来者居上”了，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被人轻视，李辅国当然很不高兴，就打算“立奇功以自固”。但李辅国当然不会上战场去厮杀立功了，他想到的立功办法是向肃宗进谗言，说太上皇每天见外人太多了，而且高力士、陈玄礼等人也有所图谋，这样会对肃宗不利，请求肃宗把太上皇从兴庆宫迁到大明宫中（玄宗回长安后住在兴庆宫，而肃宗则住在大明宫，原文李辅国说的是“禁中”，当指皇帝所在的皇宫，即大明宫）。肃宗当时就“泣曰：‘圣皇慈仁，岂容有此’”，李辅国当然又得劝一番，但肃宗仍然没有答应。这当然是表面现象，而内心中肃宗定对太上皇起了防范之心，因为从此他的态度就有了转变。
这之后不久，李辅国假借皇帝的名义，把兴庆宫中原有的三百匹马调走了二百九十匹，就留下十来匹马。这件事在史书上的记法是“矫诏”。不错，当时李辅国确实是“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随便矫个诏似乎不是什么难事，而且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没有人告诉肃宗，即使有，肃宗的反应也不过是“上颇不悦，而无如之何”。但太上皇的事情绝不是一般政事那样简单，李辅国也绝不敢轻易行事，他此前对肃宗说的那番话其实有些“投石问路”的意思，起码是和肃宗打了个招呼。肃宗纵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批评李辅国。于是李辅国又在行动上投石问路，这一次调的是马，下一次调的就是人了。
当发现调马行动没有什么严重结果之后，李辅国的胆子越发大了起来，在这年七月，又趁肃宗生病的时机，硬是把玄宗迁到了太极宫（西内）。这一次的事情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