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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的编修起自贞观三年。史官孔颖达、许敬宗参撰，魏徵“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①。贞观十年（636），《隋书》纪、传部分修成，与已修讫的《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合称为《五代史》。然而，这五部史书都缺少“志”，于是，贞观十五年，太宗令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等续修《五代史志》。初令令狐德棻监修，后由太尉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9），《五代史志》30 卷修成。《五代史志》起初单独流传，后晋时才与《隋书》纪、传部分合为一书。《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最为有名，编撰者首次将我国古籍以经、史、子、集四大类加以著录。《五代史志》是继《南史》、《北史》之后的又一部通史著作，反映了统一国家文治的需要。
除初唐正史编撰之外，史官刘知幾私修的《史通》20 卷，贞元年间（785—805）杜佑编著的《通典》200 卷也很有名，开创了我国史评体著作和典章制度通史的先河。
《汉书》、《史记》的传注早在南北朝时期，学者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就已开始。隋朝著名学者有兰陵人萧该、东海人包恺。萧该“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撰有《文选音义》一书。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多有心得。曾“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②。隋末李密就喜读《汉书》，想以包恺为师①。后天下大乱，一些名儒流徙于乡野传授，形成了唐初许多各有源流的学问及其系统的研究风气。如颜师古就有家学渊源，其父颜思鲁“以儒学显”，其叔父颜游秦撰《汉书决疑》12 卷，为当时学者称道。师古“少博览，精故训学，善属文”②，贞观中曾受命注《汉书》，他采用其叔父质义，“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① 《北史》卷前说明。
② 《修晋书诏》，《全唐文》卷八。
③ ④《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①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五。
② 《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①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
② 《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重”③，太宗令编入秘阁，对颜师古亦予以嘉奖。后来，房玄龄认为颜氏所注《汉书》“文繁难省”，因而使“有良史之才”的著作郎敬播“摄其机要，撰成四十卷，传于代”④。同时代人姚思廉，其父姚察撰有《汉书训纂》，“思廉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姚思廉的孙子姚珽，据其祖所著，立意发挥，著成《汉书绍训》40 卷。以上为有家学渊源的。高宗时人王方庆，“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并随之卒业。⑤祖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受班氏《汉书》亦见诸史载。曾经注解过《文选》的扬州人李善，撰有《汉书辨惑》30 卷，高宗乾封以后“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⑥，以上为师授源流。到永徽以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逐渐形成一种专门学问，即“汉书学”。当时著名学者有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等人，其中秦景通、秦纬兄弟“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形成了独立的《汉书》学研究体系，在当时治《汉书》学者中影响最大；所谓“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⑦；其次，乾封年间都水监主簿刘讷言给沛王讲授《汉书》。后沛王为皇太子，就是章怀太子李贤。李贤集诸儒共注范晔《后汉书》，刘讷言为主要参与者。可以说，太子李贤组织人力注《后汉书》，其兴趣多来自刘讷言讲授《汉书》所得。当时治《汉书》学的还有高宗朝的郝处俊、开元时的殷践猷及唐末的柳璨。
研治《史记》的学者有褚无量、高子贡，而王玄感坚持不懈，“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①；刘伯庄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20 卷，从不同角度、侧面研究《史记》。武后长寿年间的许子儒，“其所注《史记》，竟未就而终”，实为憾事。这一时期研治《史记》的集大成者，是开元年间司马贞所著《史记正义》和张守节著《史记索引》，不仅是当时治《史记》的高水平之作，而且为后代进一步研究《史记》提供了详确的资料。
谱系学近人章群认为“唐承隋祚，犹之汉承秦业，其相因袭者甚多，惟以唐而论，究以隋祚短促，与其谓因袭于隋，毋宁谓其祧于南北朝也”②。魏晋六朝时期选举以“九品中正”为前提，从而形成魏晋时代谱学大盛的局面。当时“晋散骑常侍贾弼、太保王弘、齐卫将军王俭、梁北中郎将谘议参军知撰谱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谱》”。另外，宋何承天撰《姓苑》，后魏河南亦有《官氏志》，谱学家以此二书为范本①。刘宋时谱学家王弘因“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为时人所仰慕。“唐代谱学本脱胎于魏晋六朝谱学，因而，③ 《新唐书》卷一九八《颜师古传》。
④ 《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⑤ 《旧唐书》卷一八九《敬播传》。
⑥ 《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
⑦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李善传》。
① 《新唐书》卷一九八《秦景通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八九《王玄感传》。
① 章群：《唐史》第一册《序》，香港龙门书局1978 年版。
这种鲜明的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当然也得以继续传播”②。尽管统治者自觉不自觉想削弱这种门阀观念，但官修、私修谱系本身，无疑对维系于统治阶级有利的等级制度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另外，谱学是唐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皇朝不定期组织人力编撰，私家修谱亦多见史载，谱学名家亦层出不穷。
贞观五年（631），唐太宗以“山东人为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因而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定姓氏”，收聚天下谱牒，考其真伪，褒进忠贤，贬黜悖逆，撰成《氏族志》一书，定山东崔幹为第一等。太宗览后大为不满，明确指出撰修《氏族志》“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③。经修订，贞观十二年，《氏族志》100 卷面世，列皇室为第一等，后族为第二等，山东士族崔幹为第三等。由于编撰者多精于谱学，该书又几经修改，《氏族志》修成后，“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④。
高宗显庆四年（659），许敬宗为奉迎皇后武则天，认为“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①，中书令李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上奏要求修改《氏族志》。高宗诏令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②为标准。高宗自裁体例，制写序言，总括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书成后，摚鸫蠓蚨嘁匀胙∥埽拼耸槲把瘛薄４印妒献逯尽返健缎帐下肌罚普诘燃睹欧У母哺敲嬖龃螅恍┦孔迕欧б源宋艿男那橐嗫衫斫狻�
中宗景龙元年，左散骑常侍、谱学家柳冲认为，自贞观年间诸儒修《氏族志》至此七十年间，此书“甄差群姓，其后门胄兴替不常”，故上奏请求改修，中宗诏柳冲及尚书左仆射魏元忠、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当时“共取功、德、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③，然而，由于参加编撰的魏元忠等相继去世，撰修一度中止；到玄宗先天中，又诏柳冲、徐坚、吴兢、魏知幾、陆象先、刘知幾等接撰，书成，名《姓系录》200 卷。开元初，玄宗又诏柳冲及薛南金“复加刊窜，最后定式”。这样，《姓系录》撰修前后历经十一年，经三次大规模的修撰，最后得以成书。《姓系录》是官修谱书的集大成者，也标志着唐代谱学研讨达到顶峰。
除此之外，乾元年间（758—759）著作郎贾至撰《百家类例》10 卷，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谱》20 卷，开成四年翰林学士柳璟撰《续皇室永泰谱》，都是以唐皇室作为谱本的。元和七年（812），太常博士林宝撰《元和姓纂》10 卷，是官修质量较好的谱书之一。
私家撰修的谱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