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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相当重要，特别是他为传达和宣传遵义会议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长征开始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被派往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长征队伍至湘江边，为掩护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过江，红五军团无数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眼见一个个朝夕相伴的干部战士倒在血泊中，陈云对“左”倾错误领导深感不满。遵义会议上，他批评“左”倾中央“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拼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陈云为开好遵义会议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并被中央指定为传达会议精神的重要成员之一。
中央红军5月29日渡过大渡河后，由于工作需要，陈云退出了长征，被派往上海开辟白区工作，以后又离沪赴苏，参加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他带去了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报告提纲手稿等文件，于1936年初在巴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成为向国外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过去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者，这是不够确切的。斯诺是于1936年6月到达陕北的，这时陈云的文章已首先在国外发表，尔后又传到了国内。更重要的是，陈云是亲身所历，是仅时隔几个月后对红军长征情况的描述，所以比斯诺采访所得更为详确。
直到1984年春，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开会的时间和参加人员——还不甚了了，而且无从考证。自1982年起，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对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这次调查中，陈云同志证实了195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接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夹着的这份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他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这份宝贵的历史文件，为弄清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参加人员及有关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以往确定遵义会议召开时间，是根据遵义会议决议通过的日期而确定的，即“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前后。在调查中找到中央以“恩来”名义发出的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说明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为1935年1月15日。陈云的手稿中说：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这说明会议结束时间为1月17日。根据推论，会议决议写成的“八”日很可能是“17”的误笔。
关于会议参加人员过去也众说不一。据陈云的手稿中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这就证明未参加会议的军团首长包括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
关于会议前的酝酿情况，陈云在手稿中记载：“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关于遵义会议上每个人的态度，据陈云手稿中记载：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A同志指李德——本书作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关于遵义会议组织上的决定，据陈云手稿中记载：
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中最关键的内容，让陈云同志用这135个字概括了，真是字字千钧。
毫无疑问，陈云同志记录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对搞清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2年12月，当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就《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的几个问题，向78岁高龄的陈云同志提出以后，陈云同志于12月28日郑重作出答复，对进一步搞清悬而未决的问题又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依据。
陈云同志为记录和宣传遵义会议作出的巨大贡献，已牢牢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第三章 历史转折张闻天接替博古，毛泽东重掌兵权（一）
由于时间紧促，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就党中央总的负责人的更换问题进行讨论。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出发向云南扎西行进。途中，军委纵队（黎平会议后，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宿营，中央政治局进行常委分工。鉴于博古的精神状态，准备更换总负责。本来顺理成章应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推辞，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
毛泽东让张闻天出任总负责，同样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他至少考虑了两层关系：一层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现在虽然中断了联系，日后总要再恢复联系。我党更换主要领导人，按规定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张闻天留过苏，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共产国际了解他，容易通得过。而毛泽东从未去过苏联，共产国际与他没有直接接触，王明也不会在那里替毛泽东说好话，而且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只是排名最末位的政治局委员，如果马上一跃担任“总负责”，不但不易为共产国际通过，还可能惹出麻烦。另一层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他原来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总负责”名正言顺，变动幅度不大，易于为人接受；而张闻天“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是个“明君”，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又开明谦逊，有民主作风，能保证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尊重和实行。总的来说，张闻天当“总负责”，一可以向共产国际交代，二便于团结莫斯科回来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一举两得”。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当周恩来把建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的消息告诉博古后，博古心情坦然地说：“我已经想通啦，我知道我领导下去，没有人再听我的了。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就这样，博古心甘情愿地把象征最高权力的一副党中央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自己留任中央常委。进村时这副挑子还由博古的勤务员挑着，第二天早上出村时就改由张闻天的勤务员挑着了。挑子主人的更换，意味着中共中央最高权力实现了平稳的交接。张闻天从此开始了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重要活动时期。至于为什么叫“负总的责任”而不叫“总书记”，是因为自1931年6月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就再没设“总书记”这个职位，所以博古也好，张闻天也好，他们在党内负总责期间的正式名义是党中央“书记”。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上还是称总负责人为“总书记”。
周恩来后来这样描述这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