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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若干独立师共约10万人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并先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四次“围剿”的胜利。
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接连失利，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城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10月初，敌人继续向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在兵日少、地日蹙的情况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就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太阳渐渐隐没在山后，转移的队伍出发了。由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及干部团、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编成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两个野战纵队，分别在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第二纵队司令员罗迈（李维汉）、副司令员邓发的组织指挥下依次开进，与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共86万余人，踏上转移的征程。这支长长的队伍里，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博古、周恩来、朱德、洛甫（张闻天），有德国顾问李德，有受伤未愈坐在担架上随行的王稼祥，有新任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富春。全身戎装的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贺子珍等女同志和被称为党内“五老”中的“四老”——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等同志，也都出现在行军的行列里。
瑞金的老百姓早早地就伫立在路旁、村口为红军送行。他们以为这一次红军是像以往那样外出执行作战任务，就叮嘱红军战士多打胜仗，早点儿归来。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别就是多少年，红军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在依依惜别中，行军队伍缓缓地向着于都方向移动，踏上了漫漫征程。
夜行晓宿，经过连续几天的夜行军，第一、第二纵队全部到达于都及其附近的集中地域。此时中央红军除第五军团继续在兴国地区抗击敌人外，第一、三、八、九军团已相继在于都、兴国、宁都、会昌等地集结待命。根据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何克全）作为中央代表，先后分赴第五、八、九军团驻地，随所到军团一起转移。10月上旬，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红一方面军共计86859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面对敌人的步步进逼，主力红军突然撤离战火纷飞的前线，广大红军指战员心头无不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战略转移的决定，这时只有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在党内和红军指战员中却未进行宣传解释。
战略转移最初的决定是于1934年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当时广昌已失守，国民党军队日益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因此中央决定将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重要决定报告共产国际，请予批准。不久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并于6月25日来电指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还说，“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共产国际的来电，博古、李德并没有准确理解，也没有根据其精神并结合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规划，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但转移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没有充分听取政治局成员的意见。随着历史的延伸，博古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次重大失误。正像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时所谈到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在“三人团”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博古和李德。博古过于迷信李德，即使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指挥失败，博古仍让李德“草拟一个8—10月的新季度计划”即转移计划。虽然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但并不能参与所有的事情。
张闻天在他的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曾提到：“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9月29日，张闻天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建红军主力与新苏区，以吸引敌人力量到自己的方面而歼灭之。”
这是第一个公开的信号。善于从字里行间揣摩中央意图的高级领导干部们，从这里得到了准备突围转移的信息。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一些人猜湖南，另一些人猜江西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人说是到贵州。
直到突围开始行动时，红军总部才向部队发布突围命令，总政治部指示部队学习张闻天的重要文章，广大红军指战员才知道，他们将要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了。
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这次转移向何处去，下来的军政命令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而且明明是战略退却，还特别指出反对把这次行动曲解为“退却”。几个月来军事上的接连失利，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有目共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愚兵”做法，只能使红军指战员产生思想上的苦闷和疑虑。
后来在行军途中，有的战士问干部：“总支书，这里是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是个头？”干部自己也不知道，只好回答：“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让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用劲！”
此行何处，事关这次战略转移的重大战略意图，当时最高决策者博古和李德一直秘而不宣。事实上，连他们自己也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们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到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眼下已变成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了。这时他们想的，只是先把“家”搬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再作计议，其余的都顾不上了。
第一章 走入低谷去留心绪都嫌重
随主力西征，前途渺茫，但是留下来更是生死未卜。因为主力转移之后，留守的少量部队，将要面临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反扑。
就像转移的方向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一样，留守人员名单也是由最高“三人团”一手决定的。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博古、李德向周恩来征求了对军事方面干部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
当最高“三人团”的目光扫过中共高级干部名单时，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代理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人员总负责，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当项英得知这一任命时，表示坚决服从。以后，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也有重大失误，对1941年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巨大损失负有重大责任，本人也因此牺牲。但此时他在主力红军转移的情况下临危受命，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8月底在兴国前线受伤，坐骨碎裂，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10月的阳光洒满洁白的病房，窗外传来阵阵口号声、军号声。躺在病床上养伤的陈毅，以往总是谈笑风生，富于幽默感，如今却像换了一个人，显得忧心忡忡、烦躁不安。他预感将要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不出所料，他的老朋友周恩来来到他的床前，告诉了红军转移和他被确定留下来的消息。
显然，这一消息令陈毅的心情更加沉重。
1929年初，他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向南行进，在赣南和毗邻福建省的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他是“朱毛红军”的一名闻名遐迩的高级指挥员，如今，他却要离开这支队伍，设法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