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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的红军，像一条灰色的长龙，缓缓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全军达86万多人，其中红一、三、五、八、九这五个军团为七万多人，其余为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共有一万多人。
按照李德的“设计”，这八万多人作“甬道式”前进：左翼为红一军团，其后为红九军团；右翼为红三军团，其后为红八军团；中间为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后卫为红五军团。倘若将军委纵队、中央纵队比作坐轿者，那五个军团便是前后左右护拥着的轿夫。
这支庞大队伍还携带了很多辎重。驮着印刷厂、兵工厂和造币厂机器设备的大批骡马，挑着各种“坛坛罐罐”的几千名挑夫，摇摇晃晃地掺杂在行进的队伍中。这哪里是在行军打仗，简直就是一次“大搬家”。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写的：“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如此庞大的队伍，为了躲避敌军，又只能走荒僻的山道，往往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路，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
幸而红军西征遇到的第一道封锁线是由广东军阀陈济棠所辖部队防守的。
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22岁那年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逐级上升。1925年，31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他奉命留守广东，势力日渐膨胀，成为广东一霸——“南霸天”。1927年发生南昌起义后，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剿匪”。但他毕竟不是蒋的嫡系，跟蒋时有磨擦，不愿为蒋卖命。这次奉命拦截“西窜”红军，他心中清楚，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可又不敢直接违背蒋的命令，就来了个“阳奉阴违”，一方面严加设防，一方面暗中与红军代表秘密谈判。在中共统战政策的感召下，陈济棠与红军达成让出一条20公里宽的通道的协议。1934年10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冲破了陈济棠吹嘘的“钢铁”封锁线。这样，红军顺利通过了蒋介石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
蒋介石气急败坏，又下令湖南军阀何键与陈济棠在湖南的桂东、汝城至广东化城口部署第二道封锁线。陈济棠由于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以保存实力，没有派重兵对红军进行拦截。而何键因曾遭红军多次打击，心有余悸不敢轻举妄动。在红军的强大压力下，小股敌军很快就被击溃，红军没有经过十分激烈的战斗，又突破了蒋介石的第二道封锁线，主力相继进入湖南。
11月6日，蒋介石对堵击红军又作出了新的部署，在粤汉铁路湘粤边界的湖南境内，从良田到宜章之间又设立了第三道防线。中央红军分三路继续西进，攻克宜章，占领了白石渡，又胜利地冲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顺利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红军这支长龙还是慢吞吞地向前移动着。但问题总会暴露。果然，当蒋介石终于弄清了红军西征的意图和路线，抢在那沉重、迟缓的步履前，倚仗湘江天险筑起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已面临非常危险的处境。
广西的东北部，高山林立的丛山间，奔腾着一江碧水，朝东北方向流入湖南后，仍保持东北走向，贯穿湖南全境，注入湘东北的洞庭湖。这条大江便是湘江。博古、李德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硬是要冲过蒋介石已经布置好的包围圈，这样，就只有拼死冲过湘江，否则就会全军覆没。
毛泽东曾坚决反对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决定，主张“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湘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但是，无论毛泽东怎样坚持，红军还是被李德、博古等引进敌人40万重兵的包围之中。
当主力红军进入广西境内时，本来曾出现过一次对红军十分有利的时机，桂系军阀白崇禧因害怕红军深入广西中部，突然在21日将扼守广西北部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桂军撤防；而湖南军阀何键也怕主力红军深入湖南境内，不愿调湘军主力前往接防。这样，湘江防线上便出现了一个缺口。11月27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湘江的重要渡口界首。如果那时整个部队轻装前进，是有可能抢渡湘江的。但是由于红军转移时随带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军速度太慢，贻误了战机。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到29日才赶到界首。这时，湘、桂两军已有两天时间从南、北两个方向前来夹击。
第一章 走入低谷湘江遗恨博古痛不欲生（二）
11月28日，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湛蓝的天空，忽地冒出敌人黑压压的机群，向静静流淌的湘江投下无数颗炸弹。这些炸弹落在江面上落在人群中，每一声爆炸，溅起一摊鲜血！
玉带般清澈的湘江水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了！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红军帽、穿着灰布军装的红军战士尸体，漂着被炸死的马匹，漂着散落的文件和“蒋委员长劝降令”……渡口道旁，丢弃的笨重机器、行李挑子、辎重物资比比皆是。大火在燃烧，江面渡口一片混乱，红军战士冒着密集的炸弹争先渡江，枪声、炮声、人叫、马嘶交织在一起。
博古焦急不安地和李德骑着马来到湘江东岸渡口的一个小丘旁边，见周恩来已在现场，他们翻身下了马。
就在这时，总司令部的孔参谋跑来向周恩来报告说：“刘伯承参谋长说渡口太乱，有的争先恐后抢着过江，有的在抢浮桥时被挤下江去，溺死了人。参谋长要我请示，是否由渡江指挥部统一规定，按建制整理好队伍，最好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过，以免作无谓的牺牲。”
博古哪里见过这样残酷的战斗场面，更没有亲临战场指挥的经验，他看到江边混乱的情景，想到国民党的追兵正咄咄逼人，便心烦意乱地回答：“现在还讲什么建制和单位，冲过去一个算一个，能冲过去几个就不错了。”
还是周恩来临危不乱，他忙说：“这怕不行吧，刘伯承的决定有道理。”
博古不安地回答：“平常时期，可以按建制顺利通过，这是什么时候，上上下下乱糟糟的，谁还听招呼？”
“非常时期，更要强调纪律，不然要坏事的。”周恩来耐心地解释。
听周恩来的话有道理，博古将手一挥说：“好！好！就按你的意见办。”
周恩来向站着等待答复的孔参谋说：“你赶快回复刘参谋长，按他的意见办，有不服从的，尽量说服。”
周恩来站在湘江东岸的渡口边，坚持指挥部队抢渡。他一边指挥，一边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时，立刻迎上去，请毛泽东迅速过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待任务。”
红军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在各军团的掩护下，在50多公里的狭长通道上，缓缓前进，到12月1日才全部渡过湘江。
红军最终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大部队渡江时，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留在全军的最后，与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当12月1日中午红军主力已渡过江后，红三十四师且战且退来到界首，那里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
师长陈树湘只得率全师1000多人在当天下午到另一个渡口凤凰嘴，但那里也已落入敌手。翌日，红三十四师企图在凤凰嘴强渡湘江，遭到敌军重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阵亡。
陈树湘师长率余部700多人退回江东，沿途不断遭到国民党部队袭击，每日都有一批战士倒下。12月10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后牺牲在被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
红三十四师全师只剩下94人，在一名姓杨的团长带领下躲入深山打游击，后大部死于深山中。
陈树湘死后首级被高悬于湖南家乡的石柱上示众……
突破湘江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