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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邹鲁回广州后积极参加咨议局禁赌案活动。赌商以5万元银票向陈炯明行贿，企图诱使陈收回禁赌议案。但陈炯明不为所动，拒绝了赌商的贿赂。他和邹鲁、邱逢甲等人同倾向于反对禁赌的议员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将那些议员的名单送付报馆发表，一时社会舆论沸腾，全省震动。那些议员个个声名狼藉，只好灰溜溜地提出辞呈，粤督袁树勋也因此失去了官职。
陈炯明拒收贿金力砭时弊，私生活也极为严谨。他在禁赌案事件中，显示出较强的政治手腕。这样，他成功地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了“廉洁、正直、精干”的形象，从此名声大噪。黄兴委托陈炯明、邹鲁创办《可报》，目的是进行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陈、邹为了遮人耳目，以咨议局机关报的名义于1911年3月20日创办了《可报》，以军队为主要宣传对象，每逢报纸出版，就派人尽快送到兵营，名义上对军人半价，实际上是免费赠送。《可报》在军队中流传较广，从而促进了军队中革命思想的传播。陈炯明还召集了100多人的敢死队队员，并在军队中进行了策反工作。
原来计划广州起义成功后，便兵分两路向湖南、江西进发，同时组织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北伐，直捣清王朝的首都北京。谭人凤等人被派往长江流域联络各省的革命团体，组织当地的起义。谭人凤多年在两湖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熟悉那里的情况。他提醒黄兴：“南京举义的事，谋划很久了。湖南、湖北居中原中枢，如果夺得，可以震动全国，控制清廷；假若得不到两湖，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有大作为，希望你们加以注意，以收到响应的效果。”
在槟榔屿会议上曾决定组织500人的敢死队，但这个数目不敷应用，其后扩大到800人，分为10路，每路50至100人不等。这800人敢死队，作为“选锋”，以冲锋陷阵。从广东、福建、广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云南各省及南洋各地召集的“选锋”队员，到香港集中，这些队员大半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 为了能在广州城内立足，事先在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了40多个秘密机关。各个机关之间不发生关系，如果一个机关被敌人破获，就不会牵连别的机关。
从国外购进的军火，首先运到香港，然后通过不同路线偷运到广州。在广州和香港都开设了出卖假发的商店和染料店，子弹则密藏在假发内或装染料的锡罐里，从香港运往广州。枪械也夹杂在里面运到广州。
第六章 血祭黄花冈
广州起义的日期预定于4月13日。但是，4月8日，从马来亚归来的温生才擅自行动，暗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温生才被捕就义。《可报》对刺杀孚琦的温生才烈士公开表示赞扬。清政府对《可报》本来就很嫉恨，因它是咨议局办的，苦于没有把柄，奈何不得，现在便借题发挥，以“恐莠言之乱政，禁邪说之惑人”，以免“片纸风传，一倡百合”为借口，勒令《可报》永远停版。
暗杀事件后，广州政府严密戒备。加之从日本运来的一船武器和从美国、荷属东印度汇来的款项误期，黄兴决定起义时间推迟到4月27日。黄兴于4月23日写下“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的绝笔书结合，采取无为治术，对社会的稳定与生产的发展均起到积，离开香港潜入广州，负责指挥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广州城内谣传：革命党人在4月底前举事，粤督张鸣岐对起义已有所闻。4月25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营二营入城，以其中三哨守卫观音山高地。陈炯明、胡毅生等人闻讯大惊，认为敌有戒备，应该慎重从事，坚主缓期。但参与选锋的喻培伦、林时塽等深恐事情败露，无法再举，故坚决反对。黄兴再三思考，决定采纳陈炯明等人缓期的意见。于是黄兴电告在香港的胡汉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在香港的选锋队勿来广州。
但是，喻培伦、林时佺找到黄兴，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见解：“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决心拼搏一番，但举事一缓再缓，怎不令人灰心？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骗局，堵塞了今后革命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户口，人、枪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用我们的牺牲作宣传，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请再三深思！”
喻培伦曾因试制炸药损伤一臂。他更是激烈主张按期起义：“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你们四肢俱全瑜伽派古代印度哲学派别之一。瑜伽（Yogā），意为“相，难道还不如我这个残废人吗？”这一番话说得黄兴热血沸腾，他决定集合三四十人围攻督署；杀掉张鸣岐。
4月26日，李准从顺德调心腹吴宗禹所属巡防三营入城。据说，其中10名军官中，哨官温带雄等8人热心革命，一人中立，仅一人反对革命。陈炯明闻讯，由惊而喜立即改变主意，和姚雨平一起向黄兴作了报告，要求4月27日按期起义。黄兴也很受鼓舞。革命党小东营会议因此决定：在广州的500人“选锋”兵分4路，于27日下午5时同时发动。
黄兴立即给胡汉民去电：“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这份27日起义的电报，直到26日夜间10点钟才传到香港。此时尚有300多“选锋”滞留在香港，200多枝枪还在香港待运广州。而开往广州的最后一班船早已启航。
香港统筹部的赵声主张：所有300多“选锋”携带武器次日搭早班船去广州，上岸时若被查觉，即开枪攻击，就势发动起义。但是，胡汉民和刚从湖北来到香港的谭人凤反对，他们提出：一部分人可乘早班船走，大部分人乘晚班船去广州。于是，香港统筹部急电黄兴，要求将起义日期推迟到28日。谭人凤和黄兴之子黄一欧乘早班船去广州。赵声、胡汉民带领300“选锋”搭乘晚班船去广州。
陈炯明接到香港统筹部的电报，即派马育航向黄兴汇报，主张延期一天起义。但此时黄一切已准备就绪，正戎装待发，反对改期起义。谭人凤到达广州起义机关时，黄兴及其选锋队伍已经准备就绪。谭人凤未能说服黄兴推迟起义日期。
4月27日下午，黄兴命令在广州的“选锋”队兵分四路：黄兴率领第一路进攻总督署。姚雨平率领第二路进攻广州小北门，骙已站到革命方面来的新军进城；胡毅生率领第三路守大南门；陈炯明率领第四路袭取巡警教练所，以便该所200名学生投入起义行列。陈炯明擅自主张，通知胡毅生起义改期。胡亦抱消极等待情绪，以拒发枪械来作抗拒立即起义的表示。由于上述原因，第二三四路没有及时发动，只有黄兴率领的第一路按时进攻。
黄兴等决意起义，他们精神奋发，不少人怀着必死的决心，写下遗书。
林觉民在给他怀孕的妻子的绝笔书中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方声洞给父亲的绝笔书：“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但望大人以国事为重，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廿有六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能不死中救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4月27日下午4时许，黄兴、朱执信、林时塽、方声洞、林觉民等人率领130名选锋，臂缠白布，脚穿黑色胶鞋，手执枪械炸弹，全体集合。众人见喻培伦也来到这里，不同意他参加战斗，劝他留下来，把制造炸弹的技术传授给同志，这比参加战斗更重要。但是，喻培伦道：“啥子话，我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