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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袁世凯惯用的“怀之以德，临之以威”的戏法。这套戏法并不是他发明的。他只是把从古以来的奸雄驾驭“人才”的权诈之术搬来表演一番。
蔡锷在离开云南之前，将印信交给军长谢汝翼代管，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悄地离开四季如春的昆明。民政长罗佩金也随同他出境。过去袁世凯对云南鞭长莫及，此时他已统一了全国，就不怕云南一隅之地抗命造反了。
蔡锷来到北京，袁世凯仍然用对付朱瑞的那套戏法来对付他。但那套戏法用在头脑冷静和意志坚强的蔡锷身上，就不起作用了。袁发现这个瘦小个子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便不放他回去，立刻派密探监视着他的行动。
袁早已布置好一道假情报，诬蔑蔡锷在云南有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自号为“大汉王”的叛国企图。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字，命内史归入档案。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原来他已看中了蔡锷是个长于治军而又严肃不苟的人，很想收作奴才，随时可以抽出这个档案来加他一个“叛国”的罪名而置于死地。 袁世凯看中蔡锷是个长于练兵的军事人材。蔡被袁骗到北京加以监视起来后，经常同湖南同乡杨度往来，通过杨的关系，与总统府内史夏寿田也有来往。
杨度早已看出袁对北洋旧将有所不满，并且有改造北洋派的决心，于是，与夏寿田里应外合地推荐蔡锷主持新的建军工作。这个建议正与袁的心意相符合，袁认为如果蔡拥兵在外，对他是不能放心的，把蔡圈禁在北京城，叫他主持建军工作，就不可怕了。但袁世凯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始终把梁启超当作一个政治上的假想敌人，而蔡锷又是梁启超的学生，他又不能不顾虑到梁蔡之间的密切关系。
杨度向袁世凯劝道：“师生关系并不是牢不可破的。梁启超就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而现在康梁分了家。如果总统结之以恩，蔡锷必然乐为总统所用。”
袁世凯向来是拿功名富贵拉拢人的，杨度这番话正与他的见解相符合。袁向夏寿田说：“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我对南方人没有成见，如果南方人不反对我，我未尝不可以重用他们。如果蔡锷靠得住，你就做他的副手吧！”
夏寿田是杨度的湖南同乡，又是同学，他做总统府的机要秘书又是杨度推荐的。袁世凯用人从来就是以门第为重，夏是豪门出身，而又具有办事殷勤和文思敏捷的优点，因此是总统府内史中的一个头等红人。夏虽不是军人出身，袁用人惯于采取监视制度，用夏做蔡的副手，是用他监视蔡的一种做法。
袁世凯打算先派蔡为参谋总长，以代替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后调蔡任陆军总长，以代不听调度的段祺瑞。蔡锷同意了这个计划。
袁世凯先后任命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昭威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职，这些都是袁世凯“结之以恩”的做法。
但是，袁世凯身边有一个策士反对用南方人主持建军工作，他向袁进言说：“要完全解除北洋旧将的兵权是办不到的，只能逐步地削弱他们的兵权，使他们不致成为中央的后患就够了。用南方人主持建军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北洋派是一个有地方色彩的团体，要在军事上有所改革，也只能用北方人而不宜用南方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只能行之以渐而不能操之过急，否则祸变之来，可能不在将来，而在今日。”这个意见又恰恰打中了袁世凯多疑的要害，因此，用蔡锷来改造北洋派的计划就被搁浅了。
袁世凯便用王士珍代段祺瑞为陆军总长。段祺瑞是个刚愎自用之人，他没有掌握中枢大权之前，对袁百依百顺。随着职权的提高，对袁的恭顺态度日益减退，不甘心自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袁疑心他日益揽权是想在北洋派内组成一个小集团，进而篡夺他的兵权和政权。袁段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大，以致启用北洋“三杰”中不问国事回原籍的王士珍为陆军总长，解除段的陆军总长职务。
袁世凯一生从不以诚待人。他认为一手可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作伪可以欺骗朋友，欺骗部下，乃至欺骗全国人民。可是受到欺骗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他每天所接触到的都是些寡廉鲜耻、阿谀争宠的私党，看不见一个真人，听不到一句真话。他自己惯于作伪，他的私党也就用作伪的手段来回答，把他封锁在消息隔绝、耳目闭塞的愚人世界里，用奉承话对付他。
袁世凯称帝后，即使是妥协派梁启超之流，也鼓起勇气来发动讨袁事业。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杨度请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汤觉顿、蹇念益去天津，同梁接洽。他们会见梁时，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梁就拿出写好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给他们看。
梁启超道：“我在动笔写文之前，写出了题目后，好几天都没有写出一个字来。我不能不顾虑到这篇文章发表后，进步党人会受到袁的迫害，像以前国民党人被袁乱砍乱杀一样。正在狐疑不决的时候，袁忽然派人到天津来，赠给我20万元，以10万元补祝我父亲的七旬大寿，以10万元作为我出国的旅费，因此，我觉得这篇文章就非写不可了。”
汤、蹇看了文章，都吓得变了颜色，认为这对袁是一颗政治炸弹，同时对进步党也是一道催命符。 梁启超把文章的语气修改得和缓一些，并托汤蹇带去一封给杨度的绝交信：“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这一天，蔡锷也从北京来到天津拜访老师梁启超，他们在密谈中决定了发动反对帝制的全盘计划。
蔡在去天津之前，杨度劝他加入筹安会作为发起人之一，蔡借词推脱。蔡到天津时，杨请他以师生关系劝梁不要发表反帝制的议论。蔡回北京后，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的话来回答。 蔡锷为了避免袁党的猜疑，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他提笔签了头名。此后，他经常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饮酒看花，挑选云吉班妓女小凤仙作为他的冶游对象，因此，袁党渐渐地不把他当作一个有志气的人物。到了这时，蔡锷才开始布置军事反袁。
他电召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戡来京。戴与贵州人王伯群到北京后，即成为蔡与云贵将领秘密联系的居间人。蔡派王伯群携带密函先到昆明。蔡和戴戡、陈敬铭两人着大礼服共摄一影，留作“不成功即成仁”的纪念。
蔡锷又与黄兴取得联络，亡命东京的蔡的士官同学张孝准成了中间联络人。张孝准派了一个姓何的人到北京，将密电码一本交蔡收执。随后又派李小川持密函到北京，商量讨袁计划。蔡锷的住宅常有南方人往来，引起了侦探们的注意。一天，蔡刚起床，便听见门外大吵大闹，他的看门人说，这是蔡将军的住宅，不许你们检查；一个人粗暴地回答说，不管什么将军，我们一定要执行检查。随后一个北洋军的刘排长带领七八个如狼似虎的士兵冲进蔡的住宅，在各个房间里翻箱倒箧地搜了一遍，却什么也没搜查到。
直到他们呼啸而去，蔡才打电话找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讲话，雷未起床。等到下午，雷才回电话说：“这是一场误会，真是岂有此理！”后来雷向蔡说，他把刘排长枪毙了。但雷所说枪毙的刘排长，其实是一个名叫吴宝？的犯人。那位刘排长安然无恙。
袁从蔡那里搜不到任何证据，因而放松了对他的侦察。蔡从此经常请病假，不久借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机警地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老家人曹福买了两张三等车票，在车站等候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才悄悄地把一张车票塞在他手里。他们两人在车中装作互不相识。火车到了天津站，曹福护送他到意租界会见梁，与梁会谈后，又护送他到日租界同仁医院预先订好的房间下榻。
黄兴派张孝准来天津掩护蔡锷脱险。张、蔡两人乘轮船赴日本神户。蔡锷派戴戡由天津启程到香港，为他作开路先锋。蔡锷变得像个戏剧性人物，他到了神户，用恭顺的言词写信向袁请病假，并说明东渡就医情况。他又写好了一张张明信片，请张孝准旅行日本各地，每到一地就给袁发出一张明信片，借以哄骗袁相信他仍在日本各地游览。蔡则经过上海、香港、河内回到云南去了。
蔡擅自到日本就医，不能不使袁动疑。袁这个老奸从来就是会做戏的，他一面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