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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是共谋革命，我管又有何不可？” 彭楚藩满脸怒气：“怪哉，你把钱抓住不放，莫非真是要去北京捐官不成？”彭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革命方略》，又道：“这是在你处发现的，我就拿它告官，你所捐的红顶子乌纱帽我先拿来戴戴。” 李作栋忙劝解道：“刘公当然有权过问，汇票当由谁管，可请几位同志商量，不必争执。” 刘公道：“不在谁管，这钱我应该监督，以免滥支。我现在就把汇票交给你们。” 彭楚藩笑道：“作栋是共推的理财部长，汇票可由他管。 5000两银子可兑7000块银元，革命经费有5000元就行，其余2000由你花用。刚才鲁莽，请见谅。” 刘公却也不计较，双方重归于好。
第八章 辛亥枪声
刘复基、邓玉麟、杨玉如等人商定，共进会和文学社领袖们在刘公寓所召开联席会议，推刘公主持会议。 刘公俟诸位落座，即道：“诸位，我们共进会和文学社今天商讨联合大事，有何高见，请发言。” 孙武起身道：“在我们文学社、共进会共同努力下，武昌革命时机已到，实在应该动手了，但只有文学社与共进会联成一体，才能取胜。” 刘复基道：“现在革命形势已到紧要关头，为了精诚合作，应暂时放弃文学社、共进会团体名称，大家皆以革命党人身份参加革命。” 刘公亦起身道：“本人以为，不光团体名称放弃，就是从前所推职务亦应作废。比如我自量就不能胜任那大都督，指挥起义军，恳请大家另推贤能。” 蒋翊武、王宪章亦表示辞去文学社社长、副社长职务，以示取消两团体，共作一个大组织，听命于联席会的决定。 杨玉如等提出，两团体领袖都取消头衔，必得推一主帅，不然，那就群龙无首，成为乌合之众了。众人甚觉有理，便在刘公和蒋翊武之间推选主帅，二人固辞。遂决定派人去上海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来武汉主持。即决定居正、杨玉如二人赴上海邀请主帅。孙武建议他们带上1000银元购买手枪和子弹，以便起义时供干部们使用。 居正、杨玉如赴上海，向宋教仁、谭人凤报告联席会议决议，得到他们赞成，即电告黄兴，邀他由香港返上海赴武汉共谋大事。 湖北新军果有调动，那蒋翊武随军开往岳州。一部分革命力量随军调走，使革命党人力量削弱。但同时也导致湖北腹心地区——武汉反动统治的空虚，给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 9月24日，刘复基、刘公、孙武等人召集共进会、文学社要人举行联席会议，60余人到会，蒋翊武赴岳州未归，孙武主持会议。刘复基向大家介绍两团体合并情形。清朝政府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激起民变，急应乘机起义。 大家积极赞成起义，遂确定中秋节（10月6日）起义。并通知焦达峰，希望他在湖南同时发难。 大家根据刘复基草拟方案，及事先商定的协议，作出革命领导机关军政府人员名单的决议：总理刘公；军事总指挥蒋翊武；总参谋长孙武；参议部长蔡济民，副长高尚志；内务部长杨时杰，副长杨玉如；外交部长宋教仁，副长居正；理财部长李作栋，副长张振武；调查部长邓玉麟，副长彭楚藩，等等。 刘复基代表蒋翊武宣布起义作战方案，及发动与攻击步骤、各部队所担负的任务等等。离起义的日期还有12天，要求抓紧时间准备，众人欣然应命而去。 湖北常备军有一镇一混成协，那一镇是以张彪为统制官的第八镇，那一混成协是以黎元洪为统领的第21混成协。黎元洪还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且管理兵工、钢药两厂。张彪兼任湖北讲武堂总办，黎元洪兼任讲武堂会办。 张彪位居湖北军官之首，他自幼酷爱武术，18岁中武举人，后中武进士。张彪系旧派将领，没有进过近代化的军事学堂，是凭着多年跟随封疆大臣张之洞，受到宠信而身居高位的。 黎元洪字宋卿，1864年生于湖北黄陂。20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他读书用功，遇事勤勉，擅长轮机驾驶技术，且善骑术。待人朴厚，有长者之风，学友视为兄长。毕业后被分派到北洋舰队主力舰上，参加甲午海战，他所在的铁甲舰被日本海军击中，他在海上漂泊3个多小时，被人救上岸来，逃到天津，因战败船毁被惩，监禁数月。获释后到上海谋生。闻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招募海军人才，毅然去南京投奔张之洞。张之洞询问他关于海军建树和营建防御工程意见。黎倾其所学，思虑周密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张大为赞赏，扭头对其身边的官员说：“黎先生是我长期以来才遇到的一位非常可靠的干才。”张又见他厚重寡言，宽裕能容，便亲手书写“智勇深沉”4字赠之；并委任他监修金陵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诸炮台工程。 黎元洪通过修建炮台，给张之洞留下印象：刚毅、强忍、有不挠之气概，且又忠实笃厚，是难得的可贵人才。黎受到重用。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又把他调来湖北，希望他在湖北新军建设方面作出贡献，于是连续3次派他赴日考察军事。 黎元洪逐渐成为湖北新军中令人瞩目的军事人才。从1896年至1906年的10年间，黎元洪以营帮带而升至协统，并曾兼护镇统制，军阶由都司升至副将。 1907年9月，张之洞奉调入京，补授军机大臣，以东三省将军赵尔巽补授湖广总督。赵尔巽素知张彪从前进身之历史，颇看不上眼，便欲以黎元洪取代张彪位置，黎闻讯力辞，并对赵尔巽说：“公强逼我，我将并此末秩而弃之。”赵尔巽见他语气恳挚，不忍相强，只得作罢。 黎元洪在湖北新军军官中，素以“知兵”、“爱兵”著称，他律己严，对士兵则较为宽容。他为人不慌不快，老谋深算。黎元洪不但在广大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群众中赢得一定威望，而且在军队以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获得人望。连革命党人也觉得同他易于合作。居正曾说：“元洪廉谨宽厚，得士卒心，又敬礼士，众望归之。” 但是，黎元洪毕竟是清廷湖北新军副将，他曾多次奉命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1906年底，他率步队6营、炮队3营去湖南屠杀萍浏醴起义者；1909年又带兵去淝阳芦林湖，残酷屠杀饥民；1910年黎奉命率“六楚”、“四湖”舰艇，去长沙镇压参与“抢米”风潮的灾民。 湖北一些新军将领，往往对查讯潜伏新军内的革命党并不那么认真。他们要考虑自己的前途，一旦查出部下有革命党，他们自己也会因防范不力而影响官运。再者，新军中革命党很多，同情革命的更多，如果采取过激手段，会激起众怒，酿成巨变，后果不堪设想。黎元洪除了这些顾虑之外，还因为他平素喜爱文化人，有些文化人在他们的革命党身份暴露以前，已经同他有了交谊，所以处置更为温和一些。 1903年，刘静庵投入湖北护军马队1营当兵，得该营管带黎元洪爱重。次年，黎升护军前锋4营督带，刘随至先锋营，并升为护弁，帮理文件。刘参加科学补习所，并积极筹划响应黄兴预谋的长沙起义，恰值黄兴自长沙来信联络，不幸误入文案刘稚亭手中。刘稚亭大骇，立即报与黎元洪。黎闻后，嘱刘静庵以有病为名辞去军营职务，并将黄兴来函销毁，此乃刘万幸也。刘静庵离营后，又积极组织日知会，谋响应萍浏醴起义，被清廷侦破，被捕入狱，坚贞不屈，死于狱中。 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人数愈益增多，清廷对革命党的防范愈益加紧。黎元洪对自己部下中的革命党人采取两条原则：对下，坚决清除“隐患”；对上，瞒天过海，敷衍了事。 振武学社的两位主要领导人杨王鹏和李抱良，都是黎元洪所辖41标的士兵。由于振武学社发展很快，事为黎元洪侦知，遂传唤1营左队队官潘康时（亦为振武学社社员）斥责道：“汝队有人组织会党，胡若罔闻？” 潘康时道：“程度稍优之士兵，常集合研究学术，实无会党情形。” 黎怒斥道：“革命党作法，现尽如此，汝不严禁，反从而庇护之耶？”于是下令将潘撤职，委派亲信施化龙为队官。 施上任后，对杨王鹏外松内紧，示谦和，阴结行间最服从者，充彼密探。不到3个月，搜集许多关于革命党人活动情况的材料，密报黎元洪。黎对施化龙说：“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办理。”于是将振武学社的杨王鹏、李抱良等4人开除。对于潘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