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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刘凤舞-第1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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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戴安国称蒋介石为“三伯伯”,这种亲密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相比的。  在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陈果夫等人开始了密切交往。这几个浙江人以地域作为纽带,紧紧地抱成一团,成为江浙财团及上海帮会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为今后的权势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原是光棍一条,一无所有。他对张静江说:“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  张静江为蒋介石在交易所认股4股,每股1000元。蒋在交易所里担任了经纪人,其牌号叫“恒泰号”。半年后,蒋介石获得50多万元。  蒋介石、戴季陶等人,真所谓空手人翻云覆雨,白手起家,凭空发了大财。交易所获利越来越多,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便将股票价格越抬越高。由于交易所得利这么快这么多,搞交易所的人纷纷而起。交易所的价格,时时飞涨,到了1921年夏秋,交易所竟至过盛时期,终于酿成绝大风潮,各交易所先后停闭歇业,蒋介石、戴季陶等也陷于破产,从买空卖空的巅峰上一下子跌落下来。蒋介石欠了一屁股债务。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拖延到1922年2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成为废纸,大富翁变为穷光蛋。虞洽卿和青帮首领黄金荣研究之后,仗义援助,给蒋4万多元,年老的张静江给蒋介石还了3万多元的债。  蒋介石虽然做投机生意失败,但他在生意场上交结了张静江、虞洽卿等江浙财团,后来江浙财团扶持蒋介石爬上政治舞台,此是后话。  蒋介石在陈其美死后,设法全力投靠孙中山,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1917年9月,蒋介石写了《对北军作战计划》,10月又写了《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送给孙中山。1918年春,蒋介石南下广州后,参加孙中山的军事活动,先后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前敌总指挥官。这年3月,蒋介石向孙中山呈上《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7月又呈上《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由于蒋介石同陈炯明有矛盾,几度辞去军职。而孙中山对蒋介石越来越信任,尤其在军事上,孙中山于1920年10月29日给蒋介石的信说:“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1921年1月12日,孙中山给蒋介石去电说:“援桂尅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延迟为幸。”3月29日,孙中山再次给蒋介石去电说:“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军事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4月之后,孙中山5次致电蒋介石:“速来相助”;“节哀速来,臂助一切”,“一切仍俟兄来商榷”。1922年6月2日和6月16日,孙中山2次致电蒋介石:“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事紧急盼速来”。6月29日,蒋介石由沪来粤,在永丰舰上同孙中山见面。孙中山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2万援军。”  孙中山渡过难关,蒋介石著书《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录了孙中山从6月15日至8月15日的62天的各方面活动情况。1922年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参谋长。1923年2月,孙中山又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决非一朝一夕,而是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尽管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并命他为新办的军校校长,但蒋介石对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开始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对孙中山的任命采取消极态度。他从苏联回到上海后,并不立即赴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却于当日下午返回浙江奉化原籍。在廖仲恺的一再去电催促下,蒋介石才不得不动身去广州。


第三十四章 国、共携手
1923年9月,苏联应孙中山的邀请,派出老布尔什维克鲍罗廷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鲍罗廷由莫斯科来到北京,同李大钊会面后来到上海,同陈独秀探讨国共合作问题后,赴广州见孙中山。孙中山极力提高鲍的威望,并赋予他广泛的权力,任命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让他出席所有最重要会议,准备那些主要的政治文件。孙中山在一些群众性的集会上,把鲍罗廷介绍给自己的拥护者,尽力使鲍罗廷在听众心目中享有最大的威望。  鲍罗廷在10月9日的招待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介绍了苏联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鲍罗廷分别同国共两党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倾听了两党领导人的意见后,提出国民党改组的5点建议。在他的推动下,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国民党召开了恳亲大会。孙中山又指定林森、谢英伯等人召集国民党广东支部科长以上职员及海内外各总支分部代表,举行党务讨论会,商讨党务之应兴应革事项。  10月19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本部的改组事宜。  戴季陶是个怪人,他大哭一场离开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虽没有参加共产党,但和社会主义的学说还是“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日益腐朽,亦激起了包括戴季陶在内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愤怒,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精神。五四运动的胜利,使戴季陶认识到这次运动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力量。加之各种社会新思想的流行,戴季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以他加入到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潮流中来,使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等把戴季陶视为同路人,一段时期内,密切交往,结为同志。但是,戴季陶又否认阶级斗争学说,歪曲地认为它给中国带来的必然是流血、屠杀以及国家的分裂和外族的入侵,所以他不可能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由于孙中山还在谋求中国革命的出路,也就使戴季陶歧路徘徊,难能两就,思想上处在无比复杂的矛盾之中。他回到广州,归依在孙中山手下工作。但在广州,也是心猿意马,不能安下心来。不久,就称身体有病,回浙江吴兴休养,把自己的住宅起名“潜园”,过起世外桃源的隐居生活来。  1922年8月,孙中山在陈炯明的武力逼迫下从广州回到上海,戴季陶急忙抱病从吴兴赶到上海,同孙中山住在一起。  9月,四川省长刘成勋派代表向育仁来到上海,带来了四川各将领向孙中山表示慰问之意的信函,并欢迎戴季陶回四川制定省宪。孙中山把四川的同乡、各党派统统请到自己的公馆里吃饭,说明他要特派戴季陶为代表,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回四川,劝告川军各将领通力合作,利用四川资源发展实业,让四川的经济走在中国前头,带动全国的实业发展,完成全国统一之大业。孙中山把这些人都召来,目的是扩大戴季陶入川的影响,让国人都来声援这一计划。  戴季陶本来就想回四川一趟,为老母70大寿祝贺,这次他终得良机,为此兴奋不已,夜不能寐。他原本是一个好激动的情绪型的人,当他踏上返川的旅途后,过度的兴奋使心力剧衰,本来就是久病未愈,过度劳累,神经衰弱更加严重。  戴季陶在他的秘书陈鸣谦、毛副官、当差以及向育仁的陪同下,登上轮船,逆流而上。戴季陶整日沉闷寡语,情绪不高,沉入对往事的反思之中。从离开上海那一天起,他精神一天恍惚一天,所有过去自己行为的缺点罪恶的影子,通通涌上心来。  来到汉口,上岸作短暂休息。他们刚在旅馆住下,戴季陶就差茶房把近几日的报纸找来,他翻开《申报》,一眼就看到一条震惊的消息:“杨森在汉厂购步枪2000支,弹50万发。”戴季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杨森不久前在川战中败退鄂西,现在购枪弹意味着什么?戴季陶正在惊讶之余,向育仁过来告诉他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他在旅馆遇到几个四川同乡,都是川军各帮派的代表,这些人躲到汉口,策划再开四川内战。戴顿时惊呆了,假使川战重开,整个川省人民又将沦入火与血的苦海之中,他立刻想到自己的家乡,想到了母亲和亲人。戴季陶愤怒无比,立即和向育仁去见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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