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刘凤舞-第1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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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发现这一非常情况后，即以旗语令其停止前进，日舰置之不理，炮台守军遂发空炮警告，日舰竟以机枪射击。中国守军猝不及防，死伤10余名，国民军被迫予以回击，将日舰驱出大沽口。　　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向中国北京政府提出抗议，颠倒黑白，诬称国民军首先开炮，并纠集英、美、法意、荷、西、比等8国公使，联合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提出5条无理要求，限48小时内答复，并声称如得不到满意的保障，各国将采取必要之手段。日本还要求中国政府严惩大沽口守军军官，并索取5万元赔偿费。各国声言以“保护侨民”为名，共派遣20多艘军舰，云集在大沽口。日本声言还将派15艘军舰开往大沽口；各国海军司令官决定将采取自由行动，“有反抗行为，即行炮击”，侵略气焰极为嚣张。　　帝国主义者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愤慨。3月14日，北京各界群众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了大规模的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群呼打倒助奉日人，声气壮烈。大会向日本提出7条抗议。次日，天津总工会等70余团体召开国民反日紧急群众大会，要求严惩侵略者。上海总工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沉痛陈言：“似此横暴，凌我国权，侮我人民，于斯已极！此而不争，国亡无日，切望全国同胞，共起反抗，以制凶顽，用雪国耻。”　　16日，中共北京地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李大钊、刘伯庄、陈乔年、陈为人、邓洁、陈毅等100多人出席会议，李大钊发表了演说，提出发动各界群众，行动起来，与政客、官僚、军阀政府斗争到底的战斗任务。　　17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200多个团体在北京大学召开紧急会议，商定驱逐8国公使出京等5条决议。会议派出陈毅等代表赴国务院，王一飞等代表赴外交部请愿。陈毅等人赴国务院请愿时，竟有6人被卫兵用刺刀刺成重伤，10人为轻伤，造成流血事件。　　两路代表返回后，一致认为段祺瑞政府毫无接纳人民意见的诚意，决定次日全力召开国民大会。　　3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等80余北京市大中学校学生和北京总工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等140余团体，2万多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场悬挂“驳复列强最后通牒”、“撤退外国兵舰”等标语和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血衣上书“段祺瑞铁蹄下之血”8个大字。徐谦、李大钊、顾孟余等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通过了《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致八国公使书》，以及8项决议案。　　会后，由2000多名群众组成游行队伍，由共产党员王一飞担任游行总指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都参加了游行。　　段祺瑞军阀政府采用“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做法，一面派代表到天安门国民大会上，对17日卫队行凶事件表示歉意，一面在执政府周围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队，附近街道胡同里埋伏了暗藏凶器的便衣侦探，准备对游行请愿群众下毒手。下午1时许，游行请愿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后，代表安体诚等5人人内，要求面见段祺瑞、贾德耀，遭到卫队拒绝。　　代表们出来向众人报告交涉情况，群情激愤，要求去吉祥胡同段宅去。正当整队出发之际，执政府门楼内响起了信号枪，在卫队旅长指挥下，一时警笛狂鸣，大门外卫队同时举枪向群众队伍平射，一批批手无寸铁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凶残的卫队官兵到处追击追杀，周围胡同伏兵四起，手持大刀、铁棍随意乱砍乱打。群众相互救援，拼力反抗，女子师范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身负重伤，仍然顽强地挺起身子，万恶的刽子手竟继续用大刀向她乱砍，终惨遭毒手。　　在这场持续半小时之久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共死难47人，伤200多人。在惨案发生时，李大钊面对敌人的屠杀，不顾个人安危，掩护群众退却，曾一度被捕，幸其回答机警，得以脱险，陈乔年在斗争中英勇负伤。这一惨案，历史上称为“3？18”惨案。　　当晚，李大钊召开党的北方区委、青年团北方区委联席会议，决定领导群众继续斗争。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150余个团体，也在北京大学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并由陈毅负责，领导各界群众进一步开展斗争。4月20日，段祺瑞终于通电下野。　　但是，人民从前院驱出了虎，后院来了狼。吴佩孚、张作霖两位冤家来到北京相会，他们在联合反对国民军时重新和好，于是在北京又是合影留念，又是互换兰谱，结为兄弟，北京由直奉两系把持。但是，苏、闽、浙、赣、皖“五省联帅”孙传芳，忽又改变了对吴佩孚的态度，仍然执礼甚恭。他通电主张颜惠庆内阁复职，摄行总统职权。又有北京治安维持会领袖王士珍、赵尔巽赞同，张林霖不得不表同意。　　5月12日，颜内阁宣布依法复职。13日任命顾维钧为财政总长，施肇基为外交总长，张国淦为司法总长，郑谦为内务总长，张景惠为陆军总长，杜锡圭为海军总长，杨文恺为农商总长，王宠惠为教育总长，张志谭为交通总长。这个内阁看起来是奉、吴、孙3方面的混合内阁，但是属于吴系的外交“名流”共占4席（颜、顾、施、王），实质上是以吴系为核心的亲西方内阁。　　国民党右派分子林森、邹鲁受国民政府派遣去北京支援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于1925年9月离开广东，先到上海进行阴谋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与谢持、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一伙右派会晤，共商到北京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并决定在分途去北京的途中，联络各地有派分子去参加北京会议。　　他们到达北京后，即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名义召集会议，不料却遭到以李大钊、于树德为首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抵制。10月25、26日，邹鲁、林森、谢持等纠集北京同志俱乐部和民治主义同志会的一小撮反动分子，手持铁棍，到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寻衅闹事，几个人把守大门，一伙人冲进房门，翻箱倒柜，连墙角厕所等处也进行搜查，一若强盗入室，结果挑起双方武斗，抢去执行部小印一方，簿册若干种。　　在北京开会不成，又拟改在冯玉祥国民军驻地张家口举行，但遭到冯玉祥的拒绝。这伙右派走投无着，骑虎难下，遂决定仍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召开会议。11月18日举行了预备会议，吴稚晖不赞成立即与共产党分裂，主张此事从缓进行，这个意见得到戴季陶、沈定一的承认。　　关于暂缓反共的消息一传出，右派团伙立即大哗。因戴季陶、沈定一曾参与发起筹建共产党的活动，以冯自由、马素为首竟误认为预备会议是共产党会议，是戴季陶、沈定一在为共产党活动。于是，他们雇佣了一伙流氓，涌向西山香云旅社，将戴季陶、沈定一绑架，进行凌辱。戴季陶受此“奇冤”，羞愤不已，乃离京南下。　　出席西山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沈定一、叶楚伧等8人，候补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2人，监察委员张继、谢持2人，共12人，但实际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有24人，候补执行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5人，计46人，不足一半。这是一次非法的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　　西山会议为期一个月，至1926年1月4日收场，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决定本党此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　　参加西山会议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10人，要开除共产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9人，即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伯渠、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人，是荒唐之举，激起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广大革命分子的强烈反对。　　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对西山会议表示决不承认的态度，遂于1925年12月，在广州正式召开了第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指出西山会议是非法的，西山会议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等9人是无效的。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召开前，周恩来、陈延年与鲍罗廷共向商议，计划在这次大会上，通过对西山会议派的批判，狠狠打击右派，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