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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提案，但同意将此案送请共产国际考虑。
共产国际不仅拒绝考虑，而且还由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主张退出国民党的人“恰和苏联反对派……犯了同样大的错误”。自李宗仁、黄绍竑合力平定广西后，李宗仁虽是坐了第一把交椅，但李、黄部队因两个系统合并而来，军中门户歧见不易消除。尤其在广西统一后，举凡省内党务、军事、政治、经济、财政等方方面面的职位、权利，两军中人争之不已。李、黄因尚能推诚相见，但也囿于一山不容二虎的旧规，在任用人事上不免磕碰。对此，李、黄深以为虑，认为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共同目标，就会弄到各走各的路，而把团体的力量渐渐分散开来，甚至造成不幸事件。李、黄、白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在协调内部的基础上，必须寻机向外发展，而北伐正是提供这样的机会。
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黄绍竑主持广西省务。李、黄部队已发展到4万人，李、黄决定将军队一分为二，一半由李宗仁率领，准备随时北伐出征，称“前方第七军”，一半由黄绍竑统领，驻守广西，巩固后方，为“后方第七军”。
正当广西秣马厉兵，积极为北伐出师作准备之时，广西邻省湖南的湘军第4师师长唐生智与第3师师长叶开鑫发生战斗。唐、叶同为湖军阀赵恒惕的部下。赵恒惕执掌湘省大权后，名义上附北，但又打起联省自治招牌，南抗北拒，因此引起吴佩孚的不满。其时北方奉、直军阀为讨伐“南北二赤”，已握手言欢。吴佩孚为便于自己插手湘局，暗中扶植唐生智势力，对赵恒惕进行牵制。唐生智毕业于保定军校，一向自视甚高，野心勃勃，在自己的第4师实力发展起来后，便有在湘取赵而代之之心。1926年初，湖南民众发起驱赵运动，唐生智见有机可乘，乃于3月中旬发起驱赵运动，赵恒惕知势已难容，通电辞职，唐继赵宣布就任湖南代理省长。忠于赵的湘军第3师师长叶开鑫坚决抗唐，率部退至湘鄂边界向吴佩孚求援，吴便以“助叶讨唐”为名发兵入湘。吴军久经沙场，精锐无比，一经接触，唐军立溃。吴军攻下岳州后，大军直逼长沙，唐生智情急之下，乃以同学私谊急电广西李、黄、白，请求支援，同时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只要能得到援助，即愿率所部投效革命政权，充当北伐前驱。 李宗仁接到唐电后，立即与黄、白等人进行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北伐既为既定方针，出师也就势在必行。现在吴军正大举南下，若不先发制人，吴军一旦拿下湖南，便直接威胁两广，到时，革命方面就将陷入被动挨打的危境。唐军一旦溃入广西，北军尾追入桂，广西统一局面也万难保全。若给唐军以支援，一可助人于危难之际，二则先行出师，以后北伐事成，广西当居首功，于人于己均不失两全之策。况且，唐入主长沙后，白崇禧偕陈铭枢以广东革命政府的正式名义去湖南，对唐表示声援，现在到履行诺言的时候了，广西不能失信于人。于是李、黄在来不及报告广东方面的情况下，当机立断，作出援唐决定，并当即命令钟祖培旅作入湘作战准备，先以尹承纲团为钟旅前锋，兼程开赴衡阳前线，同时急电国民党中央，告之第七军援湘之师已经出发，北伐势成骑虎，望中央速定大计。 几日后，中央复电：“策动唐部举义，至深嘉许，桂省出兵支援，亦表赞同，至北伐问题，关系重大，深盼李督办来粤会商，再行决定。” 李宗仁偕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同往广州。李宗仁向各方面活动后发现，苏联和中共因虑及工农尚未充分发动，担心北伐会搞成仅由少数军事领袖控制的单纯军事行动，对北伐态度谨慎；蒋介石倒是主张北伐，但其在党、政、军地位未确定，态度暧昧；其他各军政干要，均在观察动向，以定行止，对北伐也不甚积极，只有第4军军长李济深，因与广西方面有特殊关系以及与非粤系军队的矛盾，希望通过北伐使“在粤就食”的客籍各军包括蒋介石的黄埔军，早日不驱自走，故对李来粤呼吁北代表现了十二万分的赞成和热心。为此，二李多次作“竟夕谈”，最后商定了一个促成中央早定大计的做法。 5月25日，中央政治会议召开讨论北伐问题的会议，李宗仁首先充分陈述克日北伐的理由。李宗仁话毕，李济深立即起身响应，并主动请缨，表示愿抽调所部精锐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北上赴湘援唐，四军在广州城郊之叶挺独立团可立即出发。李之第四军为广东部队，今既自告奋勇，愿作前驱，其他各军原系客军，胜固有利大家，败也与己无关，落得赞成。于是，李宗仁的北伐之议竟然在会上一举通过。政治会议还同时通过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 5月底，李济深部叶挺独立团先行从广州出发，开抵湖南安仁、渌田拒敌，陈铭枢、张发奎两部也自南路和琼崖北调，驰援入湘。由于两广生力军的加入，原已不支的唐军声势复振，吴军攻势被遏，湖南战局暂时得到稳定。 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国民革命军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吴佩孚因缘时会，既已声震北国，且野心勃勃，仍企图囊括西南，是当前直接加害我政府，为我大敌者，莫若吴佩孚。……孙传芳已取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荣衔，其人素以乘机观变称，惯收渔人之利，从不作鹬蚌之争。故此时未必有积极对我之行动。张作霖纵心雄力厚，其势力犹在黄河以北，对我殊有鞭长莫及之感。”3支军阀总兵力70多万，国民革命军总兵力为10万多，据此，国民革命军策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倒吴佩孚，尔后次第打倒孙传芳、张作霖，又提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 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为了稳往孙传芳，特地复电孙传芳，表明国民革命军并无进攻江西的意图，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则敝军久已集中湘东，岂肯屯兵不进，坐失时机。同时对孙传芳提出希望说：“兄与弟爱国同心，而进行方法则不无出入，今日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决不能幸存于今日，所望兄内审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毅然加入革命战线，共为爱国彻底之谋。” 6月中旬，广西第七军第2批入湘援唐部队开赴湖南，会同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叶挺独立团、唐生智的第八军，向叶开鑫部和助叶之吴军发动了大举反攻。17日，李宗仁率第七军后续部队进抵长沙，唐生智发出定湘通电，长沙城里到处飘起了青天白日旗。 湘中战事旗开得胜，北伐军声威大震。至此，吴佩孚方感到此次南军出师与孙中山昔日之北伐不可同日而语，遂亲作部署，负隅顽抗。 8月12日，蒋介石偕同北伐司令部主要成员，包括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行营参谋长白崇禧、总军事顾问加伦一行抵达长沙。当晚即召开前方主要将领会议，讨论下一步作战方略，决定采纳李宗仁等几个军长的意见，仍以两湖为主战场，前进目标是占领武汉，消灭吴佩孚。得手后，再挥戈东南，进兵江西，扫荡孙传芳。 8月15日，蒋介石正式发布作战部署：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为中央军，担任两湖的主攻任务。中央军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率所部第八军为左纵队。另以四、七两军为右纵队，由李宗仁统一指挥，下分两路，一路由李宗仁亲自督率第七军，一路由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指挥，各路军分途进击，最后会攻武昌；右翼军总指挥为朱培德，统领第二、三两军，监视江西方面之敌，并掩护主力军之右侧翼；以第一、六军为总预备军，随中央军前敌部队推进；以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九、十军，进取沙市、宜昌。 8月18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中央军陈可钰部进展神速，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清了盘据平江、通城之前面之敌。敌主将陆某在通城北门楼司令部自杀。接着陈可钰又与敌血战两日，叶挺独立团表现了惊人的英勇气概，吴军大刀队虽然接连砍下临阵退缩的团、营长9颗血淋淋的人头，还是无法把阵地稳定下来，叶挺的铁军一举攻陷汀泗桥。至8月28日，已乘胜追敌至贺胜桥。与此同时，李宗仁统率之第七军也向敌人展开了凌厉攻势。肃清了将军山，强渡汩罗河，不给新败之敌喘息之机。李宗仁率部随向导出发，在丛山峻岭羊肠小道上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