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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故意把蒋拉拢他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并骂蒋是“狼心狗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郑州会议刚过，蒋急于了解冯对南京政府的态度，致电冯，要求在开封会晤。冯回电要蒋另约地点相会。经过来往电函多次联络，确定在徐州会晤。此时，蒋介石的北伐军已占领徐州多时。蒋介石邀吴稚晖、李石曾、钮永建、李烈钧、蔡元培、黄郛、胡汉民、张静江等，专车来徐，共商一切。
冯玉祥从郑州赴徐州的行动十分秘密，火车先由郑州向西开了两三站，再回头向东开。当冯的列车过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介石专车前来迎接。当冯的“花车”缓缓进入月台时，军乐大作，欢迎人员在蒋介石率领下，整肃衣冠，排立月台上，然而出人意料，“花车”车厢内并没有冯玉祥，而在“花车”后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门口，站着一位衣敝履的关东大汉，向欢迎者招手，众人才知道这位大汉便是冯总司令。冯身着一套极粗的河南土布制军服，腰束布带，足穿土布鞋，与那批革履佩剑、光彩辉耀的欢迎人员形成尖锐的对照，颇觉滑稽可笑。冯、蒋相见互相拥抱，还落了眼泪。当晚蒋便设宴招待，在徐州各将领作陪。6月20日，在花园饭店召开“徐州会议”，吴稚晖担任会议主席。双方达成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蒋介石企图拉冯“反汪”和“反共”。但是，冯力主调解宁汉争端，并说明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反共，还说国民党不要自相残杀。蒋介石要求冯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为冯婉言拒绝。蒋介石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党，冯慨然应允。吴稚晖代冯拟了《劝汪谭诸氏速决大计电》，经冯再三修改后署名发出。电报的内容是：反对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敦促汉方加速“分共”；宁汉合作；继续北伐。6月21日，冯向蒋辞行，乘火车前往开封。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自己统辖的地区实行“清党”。他将军队中的共产党200人，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地方党员干部40人都调到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冯讲话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随后，冯玉祥送给刘伯承1000元，科长以上的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子车皮把240余人一下子拖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这些人大多去了武汉，少数人又到西北去了。
冯玉祥又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开封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致豫、陕、甘省政府密电，指示其关于“清党”的措施。但是，苏联驻华总顾问鲍罗廷被迫离开武汉回国，途经郑州时，汪精卫秘电冯玉祥，要冯将鲍罗廷杀害。冯不仅对鲍不加杀害，反而仍以礼待之。当鲍罗廷乘火车离郑州西去时，冯率高级官员到车站欢送，冯双手递给鲍罗廷一个公文大封套，内有聘请鲍为“高等顾问”的聘任书，送上大红绉纱一匹，算是冯的“薄礼”。军乐大作，各人一一同鲍罗廷握手道别。冯的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同鲍罗廷一起回国。冯玉祥派了高级官员2人一直把鲍罗廷一行由潼关经兰州而送至库伦，使他们平平安安地返回苏联。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在1926年7月以前，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军火有：苏联步枪5万支以上，日本步枪近2万支，德国子弹2000多万发以上，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近5000万发，大炮50门以上，山炮12门，迫击炮18门，炮弹1万发，机枪300挺以上，掷弹筒1万枚，手榴弹1万枚以上等等，总援助费用达八九百万卢布。苏联政府、共产国际对广东政府还没有投入那么大的军事援助，而对中国共产党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军事援助。
汪精卫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他一手顽固地反共，在武汉屠杀共产党人；一手命令张发奎率领所部第二方面军东征，进取南京，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宋庆龄、谭平山、邓演达、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彭泽民、屈武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成为新军阀的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
汪精卫把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调往江西，作为江南东征讨蒋的部队。张发奎此时对东征、北伐毫无兴趣，他一心只想打回广东老家去，盘据在广州的是李济深的部队。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内，共产党员和受共产党影响掌握的力量较强。第二方面军包括第四、十一、二十军，叶剑英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第四军25师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的；叶挺担任第十一军24师师长；当时还未加入共产党的贺龙担任第20军军长。另外，朱德担任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云集在江西的革命武装力量达2万人以上。这是共产党能够控制的仅有的革命武装力量。汪精卫集团“分共”后，调动第三、六、九军对这些革命力量取包围之势，张发奎已有让第二方面军的C．P．高级军官退出或脱离的表示。
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南昌起义的发动和指挥。周恩来派聂荣臻赶到九江，作起义前的准备工作。7月20日，聂荣臻同转移到九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李立三、中央委员恽代英、邓中夏，以及叶挺等举行谈话会，商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实行南昌暴动，解决3、6、9军在南昌之武装；提出建立新的政府的口号，并将这个意见报向中央。
在武汉的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立即表示同意。此时共产国际又派罗米那兹来到武汉。7月24日，罗米那兹、加伦、周恩来、张国焘开会，会议根据周恩来和加伦的提议，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会后，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到九江，召集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会商，又决定起义后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
贺龙虽未加入共产党，但他早在6月即向周恩来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当谭平山把起义的打算告诉他，他立刻热情拥护。周恩来等从九江秘密来到国民党控制的南昌，于7月27日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并决定在30日晚举行起义。不久，谭平山、张国焘也参加了前委的会议。28日，周恩来到20军指挥部去看贺龙，把行动计划告诉他。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就怎样干。”贺龙、叶挺当日接到张发奎从庐山拍来的电报，请他们上庐山，实际上是汪精卫强迫张发奎要解决贺、叶的部队。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其时也在庐山，他立即连夜下山赶到甘棠湖烟水亭20军司令部，建议贺龙、叶挺不要上山，将部队开往南昌城内。
30日早晨，张国焘来到南昌，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说：“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李立三一听大怒：“什么都预备好了，哈哈！哪里现在还讨论。”周恩来接着说：“还是干！”其他前委成员也说：“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上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张国焘亮出底牌，说道：“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拍着桌子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激烈的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会议不能用举手表决办法进行。谭平山十分气愤，会后建议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制止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31日早晨再开会，又辩论了几个小时。张国焘屈服了，表示服从多数。于是，决定在次日晨行动。下午，起义部队以军、师为单位，分别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