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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等到沪后，立即会见胡汉民。汪装出一副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本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
胡汉民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汪精卫的话。然后胡、汪、孙（科）3人合照了一张相，表示从此要团结起来。1931年10月27日，宁粤和谈在上海开始进行，和平会议正式开张，先后开了7次会议，于11月7日收摊。会议自始起，宁粤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中心为：蒋介石把住大权不放，粤方要和蒋分权。
起初，蒋表面上曾作考虑下野的表示，暗中又授意何应钦等人以“军难方殷，元首不可轻易”发出通电，向粤方施加压力。后见不起作用，蒋乃不再掩饰，以南京中央新闻稿方式宣布：“坚持中枢不宜更动，政制未宜轻改，党统不能有问题。”蒋的这一宣布在粤方引起强烈反应。在粤之李宗仁、陈济棠等人以非常会议名义连拍两电，致在沪代表，要其对宁方所提条件“万勿退让”。而蒋介石干脆亲自出面，在南京国府纪念周上，以强硬态度声称：“两星期前曾有辞职之意，现在已打消，决不去职。”
宁粤和谈陷入僵局。
李宗仁、陈济棠惟恐在沪代表退让，要求在沪代表“请蒋下野”和“改组南京政府”两条，一条也不能变。是时，粤方主要人物古应芬在广州病逝。李、陈便趁机电请胡汉民回粤主持国府。李宗仁派人专程北上与李济深联系，望李也能回粤共商大计。李、陈等还下令增兵赣、粤边界，白崇禧从广州返回广西作军事准备。 蒋介石采用以拉为攻，分化粤方。他派宋子文、陈立夫、吴铁城、程沧波、吴开先等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进行分化阴谋，暗中进行拉汪活动。
汪精卫、胡汉民本有矛盾，汪在找不到托身之所时，遇到了广州非常会议的机会，跑去参加，坐了第一把交椅。他态度坚决，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但是，陈济棠亲胡拒汪，他欢迎汪个人带些中层干部进广东，而坚决排拒汪派大将陈公博等人加入。汪精卫把这种做法叫作“去皮存骨”，对陈济棠很不满。宋子文便暗中拉汪，对汪说：“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皮带骨头一起要。”此话对汪派的煽动性很大，顾孟余说：“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宋子文又给了汪精卫一笔钱。这样，汪精卫权衡利弊之后，就被蒋介石拉了过去。
汪派高级干部在汪家集会，张发奎说：“只要汪先生、胡先生合作到底，我们总是拥护的。”汪精卫大怒，痛斥张发奎说：“这么多年的军人还是不懂政治，还要胡说。”以后，汪精卫称病入医院，不参加和谈会议，并拒不见客。宁粤和谈，粤方也不再坚持要蒋下野。于是，11月7日，双方勉强达成协议：由南京中央和广州非常会议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四届中央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取消。由蔡元培、张继、吴铁城回南京汇报会谈结果，孙科、李文范、陈友仁回广州汇报。
上海和会草草收场，陈济棠对和谈结果极不满意，尤其对协议的“广州政府即取消”更不情愿，加上以往对汪派不满，乃向回粤汇报代表提出质问，以“为什么没有实现请蒋下野”为由，指斥汪等出卖了非常会议。
上海和谈达成协议后，宁粤分别在南京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接着汪精卫又在上海召开了第3个国民党“四大”。粤方于11月18日召开了“四大”，会议一开始，便指控和谈代表“越权妥协”，并作出决定：“蒋如不发通电下野，则仍在粤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主持会议的孙科因受到攻击，无法控制会场，一气之下与汪派委员共100余人退出大会，去了香港。粤“四大”由是停顿。事情闹成这样，李宗仁担心不好收场，赶紧出面周旋，迭电在沪之汪、胡，敦请两公迅即返粤，出席、指导会议。
汪接电后拒绝南下，胡则在李等催促下，于11月27日抵粤，粤“四大”得胡主持，继续进行。去港的汪派人士100余人则应汪秘召，去了上海。12月5日，粤“四大”闭幕。胡汉民在闭幕词中代表大会坚决重申：宁粤合作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先决条件。并以粤“四大”产生的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名义议决：如果12月20日前，蒋介石还不下野，粤“四大”中委不仅不赴京开会，还将自行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蒋介石于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大会通过了35个决议案。蒋介石作了《闭幕词》，痛斥了那种“希望我们这一次代表大会开不成会，或是希望我们开成了没有多大的成绩”以及“要求中正下野”的论调，表示他要学习诸葛亮和岳飞，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精忠报国”。蒋介石乃一纠纠武夫，他发表演讲作报告，其讲稿皆不出自他手，捉刀人是陈布雷，理论指导是戴季陶。
12月7日，汪精卫假法租界大世界共和厅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只开了一天。汪精卫作报告说：“上海和平会议的议案，虽然不是完全足以使人满意，但在现在国难当前的时候，我们应以退让为精神，大家一致来共赴国难。粤四大不体谅共赴国难的退让精神，又不知此次和会中有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竟然随意将和会议案推翻。”大会选出了10个中央委员，史称为“大世界中委”。
3个国民党“四大”结束后，主要议程便是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如再不下野，粤、沪两地中委不愿入京开会。蒋介石在硬顶一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只得采用“以退为攻”手法，他约于右任、吴稚晖、何应钦等人分别谈话，将以退为攻的有关事宜全部安排妥贴，于12月15日通电宣布下野。他在通电中说：“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总理之教训。”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行监委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时会议，于右任任主席，作出决议：“（1）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清辞职案，决议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2）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决议慰留。”林森、陈铭枢即联名发表就职通电。
自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粤、沪中委纷纷入京。12月22日至29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宁、粤、沪3方中委均出席。然而作为各方领袖的蒋、汪、胡却都避不照面。于右任致《开幕词》，孙科致《闭幕词》。会上通过了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同时决定中央政治会议不设专职主席，实行三驾马车制，即设常委3名，分别以蒋、汪、胡担任。会议还通过了粤“四大”所提关于设立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之提案。孙科在《闭幕词》中还特别表扬了蒋介石，说：“这一次党内同志能够得到精诚团结的结果，我们又不能不想起，蒋介石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如无蒋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也不能感动全体同志，有此良好的机会，使大家集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回想这几天内开会精神之良好，结果之圆满，不能不对蒋介石同志表示最大的敬佩。”
1932年1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通电取消。然而，会上产生的孙科内阁本是蒋、汪、胡3方矛盾斗争的产物。自新内阁筹备之日起，蒋就筹划好了它的垮台。蒋介石深知孙科的为人。胡汉民曾有形容孙科的一段话：“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国外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蒋介石为了给孙科施加压力，便在一中全会开幕后，带着宋美龄乘飞机到了宁波，随即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各部部长和重要员司也纷纷辞职，一走了之。江浙财阀，拒绝为新政府提供钱款。原财政部在部长宋子文带领下，部内科以上职员发薪3个月，来了个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