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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追击的国民党部队，可以沿6军团旧路入黔东转湘西，然后一直向北，实现与2、6军团会师的计划。李德因疟疾发作，没能参加会议，博古的意见代表了李德的观点。毛泽东力主放弃去湘西的意图，将部队拉到黔北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在黔川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如有可能，部队还可以入川，同四方面军会合，与川陕之交的红军协同作战。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上还提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路线问题，认为部队到了遵义，再召集政治局会议，对军事路线好好地进行总结。 黎平会议后，朱德、周恩来立即执行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因8军团在过湘江时，损失惨重，且战斗力弱，不但不能独当一面地作战，反而要主力军团掩护他们。长征出发时部队有1万余人，过湘江后只剩下1000多人，因此军委决定将8军团与5军团合编为5军团，由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为政委。将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并，改称中央军委纵队，由重任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为副司令兼总司令部4局局长。王稼祥因伤，他的政治部主任职务，由李富春代理。黎平会议后，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被取消。 部队在黎平休整了3天，12月20日，中央红军便分两路迅速西进，继续向贵州深入，直向遵义进发。这一行动，大出蒋介石的意外，何键在湘西的4道碉堡封锁线置于无用，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化成泡影。 红军从黎平出发后，接二连三地占领了锦屏、剑河、台江、镇远、黄平、余庆等地，一路缴获和购买很多布匹，使全军的服装焕然一新。部队的那种强渡湘江前后的沮丧、疲劳状态全部消失。 红军前卫部队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准备跨越天险乌江时，博古、李德又提出不过乌江，回头与2、6军团会合。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否决了李德、博古的意见。 会后立即组织强渡乌江。乌江古称天险，南岸要下10里壁陡的石山，才能到达江边；北岸又要上10里的陡山，才能走上通遵义的大道，乌江在两岸峡壁间流过，江面虽不宽，只有250米，可流速却达每秒1．8米，是一条奔腾的急流。红军先强渡过去1个营，打垮了黔军副军长侯之担1个旅的守江部队，架起浮桥，分3路分别从回龙、江界、茶山关顺利渡过乌江，守敌一部被歼灭，残敌向遵义仓皇逃窜，红军乘胜追击，顺利地占领了湄潭，随即经瓮安向遵义进逼。 部队渡过乌江之后，毛泽东发现警卫班的一名战士的鞋子行军跑掉了，另一名战士的鞋子夹在石逢中，拖出时撕破了，他便把自己的床单撕成两半交给那两位战士，用它打草鞋。两位战士不肯，毛泽东笑着说： “没床单铺床是小事，你们没有鞋怎么能走到遵义呢？快拿去打草鞋吧。” 战士眼含热泪呆呆地站着，在毛泽东再三催促下，才把床单撕成条条打草鞋。 在行军途中，毛泽东先后找了朱德、彭德怀、林彪、聂荣臻以及其他红军领导同志谈了话。这些同志很了解毛泽东，他们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具体情况，毛泽东同他们交换了意见，开始思考和总结失败的教训。 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2师第6团于1935年1月6日逼近遵义，并以迅雷之势，奇袭了遵义城外敌人的一个据点，全歼敌人。红6团侦察排全部穿上俘虏的服装，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来到遵义城门前，诈开城门，红6团全部人马随即进入遵义城。遵义守敌措手不及，黔军3个团由北门仓皇遁走。红2师派出部队追击，攻占了兵家必争之地的娄山关，紧接着又打开桐梓，占领了松坎、绥阳等地。 1月8日，红军总司令部进驻遵义。次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进入遵义南门时，群众在路两旁敲锣打鼓，手举三角彩纸小旗，高呼：“欢迎朱德、毛泽东总司令！”“欢迎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幢独立的楼房里，毛泽东安顿下来后，立即找张闻天，然后找王稼祥，3人议定，由张闻天执笔3人共同起草一份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提醒张闻天认真研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各种材料，并将自己搜集的材料交给张闻天。 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内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及他们的党内外主要职务是： 政治局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 德 中国工农红军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 云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5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 周恩来 政治局常委、中国工农红军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长征时的“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 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常委、中央局领导者，长征时“三人团”成员。 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 发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开始时8军团中央代表。 凯 丰（何克全） 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9军团中央代表。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 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 李富春 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 彪 1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 1军团政委。 彭德怀 中央候补委员、3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 中央候补委员、3军团政委。 李卓然 5军团政委。 邓小平 中共中央秘书长。 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9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在遵义东北湄谭、兴隆一带担任警戒，未能出席会议。5军团长董振堂在党内没有担任负责职务，也未出席会议。
第二十六章 历史的转折
博古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正报告；周恩来代表军委作了军事工作的副报告；张闻天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 博古在报告中强调红军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种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与博古相反，周恩来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战略战术原则：分散使用红军兵力，用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在军事上不利用国民党19路军军事政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去湘西同2、6军团会合等等。 毛泽东的长篇讲话，批评了博古的报告不实事求是，借用客观情况为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他指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第五次“围剿”的过程中，犯的军事路线错误可以归纳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把反第一、二、三、四次“围剿”的胜利，和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敌我兵力的情况等作了对比分析，有很强的说服力。 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人发言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提出改换领导的问题。除邓发、凯丰为博古辩护外，其他人都对博古、李德提出不同程度的指责。周恩来在讨论时发言，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对中央所犯错误的批评，请求中央撤换他的领导职务，提议毛泽东出来领导军事。 会议作出4项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 （2）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同时决定红军今后的去向是：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