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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枪对王以哲连发十几枪，王以哲身中9枪而亡。商亚东、王协一带人去何柱国住所，结果扑了个空。原来何柱国见局势严重，怕被少壮派暗杀，便躲在杨公馆内，请杨虎城保护。少壮派数人又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见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便明白了来意。他霍地站起来严厉训斥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们是在犯罪！”这几个青年军官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认错。他们自觉惭愧，流着泪跪下认错请罪。王以哲被杀，谣言蜂起。国民党特务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杀王是受共产党指使的，共产党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
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带着李克农、刘鼎来到王以哲的家里，这时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他们是最早赶到的，家中乱成一团。周恩来安慰王夫人说：“王将军是东北军的元老功臣，也是我们党和红军忠诚的朋友。是他最早沟通了我们和张将军的关系，亲自参加我们和张将军的延安会谈，在这次兵谏中，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友情我们党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的功劳，中国人民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不幸被杀，这不仅是东北军的损失，也是全国老百姓的损失！”
周恩来边说边流眼泪。说完便迅速帮助搭起灵堂，料理后事。这消息传出后，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王以哲被害激起东北军官兵的愤慨，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潼。他们提出：孙铭九等必须离开西安。
杨虎城同周恩来派人找孙铭九等，问他们何以自处。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经过彻夜商量，提出3个方案：第一，他们3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周恩来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毅然地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红军驻地。周恩来遂派刘鼎护送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文英奇以及同志会的几个人去云阳镇。何柱国密令缪澄流、刘多荃分头对少壮派进行严格搜捕。于文俊被剖腹挖心，已晋升为少将旅长的高福源与枪杀王以哲之事毫无关系，刘多荃却认定他是少壮派，即派人将他暗杀。这位有胆有识的爱国将军，不明不白地牺牲了。蒋介石很快将东北军的几个军调往豫南、皖北、苏北地区，驻地分散，不相统属，均直接归军政部管辖，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蒋介石因兵谏刚刚过去，不便立即公开地对杨虎城下毒手，他一方面差顾祝同对杨甜言蜜语，拉拢言欢、缓和对抗情绪；另方面以极其隐秘的方式布置特务，寻找第三者暗杀杨虎城。陈立夫找到曾被杨虎城枪毙的西安大绅褚小毖之子褚龙吟谈话，极力鼓动他为父报仇：“具体事情有人替你干，只要你出面承认你是为父报仇就行。”不料褚龙吟颇有正义感，一口回绝了。特务对他恫吓，他便从南京逃回陕西富平乡村牺身。特务又策动被杨虎城处决的地方武装头子甄士仁之女甄芝彦，为父报仇。甄芝彦潜至潼关，进步学生彭毓泰偶然得知此事，良言规劝，晓以大义，甄芝彦迷途省悟，特务的阴谋又一次破产。
3月底，蒋介石命杨虎城出国考察。蒋介石对付有才干的地方将领，第一步是调离部队，削其兵权。没有了兵权，第二步便可以任意处置了。杨虎城在蒋介石的逼迫下于6月29日前往欧美考察，11月回国，他途经香港时，周恩来派张云逸去看他，建议他直赴延安，免遭蒋氏暗算。杨虎城婉拒，执意要去南昌见蒋。杨虎城到了南昌，即被特务逮捕，1949年被杀害。张学良被蒋押送到台湾监禁，此是后话。
汪精卫于1937年1月21日抵达香港，受到国民党中央所派的代表邵力子、周佛海、周启刚等人的迎接。邵力子和周佛海原都是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邵力子在加入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之前，就是国民党员，因此，他在1926年脱离了共产党，1931年任陕西省主席，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派蒋鼎文接替了他的职务。
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1924年他接受了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之约，任宣传部秘书，不久便脱离共产党。1926年之后，周佛海反共投蒋，并成为蒋氏的智囊团人物和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之一。汪精卫在邵力子、周佛海等人陪同下，来到南京。1937年1月20日，汪精卫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并主持会议，决定2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中共得知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便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著名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5项要求和4点保证，促使国民党改变政策。
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汪精卫在开幕词中不再提“消灭中共”和“抗日必须统一”的滥调，而提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收回已失的领土”。但蒋介石又提出“根绝赤祸案”，这使大部分与会者不知所以然，他们不知蒋介石到底玩什么花样，他一会儿讲再也不打内战了，一会儿又“讨赤”。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不敢吭声，但一些爱国元老却仗义执言了。
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同亲日派展开激烈的争论。宋庆龄领衔，和何香凝、冯玉祥、张人杰（张静江）、李石曾、孙科、鹿钟麟、李烈钧、梁寒操、经亨颐等13人联名提出“恢复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宋庆龄又发表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演讲。她精辟的分析、激昂的情绪，感染了很多人。李宗仁向大会提交了《抗日救亡之方案》。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基本形成。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持续一年的国共谈判进入高级阶级，周恩来先去杭州、后去江西庐山，同蒋介石谈判。蒋介石反反复复，先是讲了许多好话，说共产党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使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不久，他花样翻新，要把共产党“溶化”于国民党之中，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留洋。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不再上蒋介石的圈套，毛泽东在1936年到1937年8月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军事的和哲学的著作。虽然谈判一时未能达成最后的协议，但内战却早已停止，红军也得到了接济。
正当国共两党拖拖拉拉谈判之际，不料日军制造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
日军在事变前，于6月6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别开生面的“鸿门宴”。这天上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顾问松岛、樱井在怀仁堂举行宴会，中方出席的有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第37师师长、河北省主席冯治安，第37师110旅长何基沣，第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独立第28旅旅长李致远等。日方除松室孝良等人参加外，日军驻北平附近部队的连以上军官都参加了。
酒过三巡之后，松岛起立，始而舞蹈，继而舞刀。秦德纯见状，附耳对董升堂说：“事急矣，你是打拳呢，还是要刀？”董道：“先打拳，后耍刀。”说罢跳到大厅中间，先打八卦拳，后劈起刀来。李致远也跳出来打拳。
何基沣跳上桌子高歌道：“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日本人又把宋哲元、秦德纯高举起来戏耍。29军军官也把松室孝良、松岛高举起来。一时席间空气万分紧张，有一触即发之势。松室孝良讲了一番“亲善、友好”的鬼话，不欢而散。
7月7日，驻丰台的日军要求穿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举行军事演习，并以卢沟桥为假想敌阵地，遭到29军驻地部队拒绝。卢沟桥是北平地区最古老的石桥，桥西南与长辛店相距6公里，东与丰台相距7公里。它联络着平广、平包、平山3条铁路干线，是北平以至整个华北通向南方的咽喉要地，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卢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往来冲。”卢沟桥离北平城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