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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民国春秋+刘凤舞-第3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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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无耻求“和平”
蒋介石与汪精卫仍在明争暗斗。蒋介石对高宗武的行动一清二楚，高宗武同汪精卫关系密切，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蒋介石觉得和谈有望，又怕汪精卫行之太过。在他看来，无论是“和”是“战”，都得由他负责，而不许他人染指。如果因高宗武的活动而使汪精卫与日本相勾结，这对他的地位，不能不是一个威胁。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蒋介石的这种顾虑是“有道理”的。陈布雷将此情况暗中告诉高宗武。高正在兴头上，听了这个消息，十分沮丧，急忙向周佛海求计。 汪精卫和周佛海认为中日“和平”有望，不能就此撒手，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指令高宗武去日本，而高宗武已知道蒋介石的打算，不敢造次。汪精卫和周佛海对高宗武软硬兼施，高宗武吓得匆匆忙忙赶到香港。虽然高宗武此行未经蒋介石同意，但陈布雷认为高的任务尚未完成，因此仍批准照发其活动经费。 高宗武同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在香港九龙广东酒家订立双方保证今后共同行动的“觉书”。高宗武还讲了自己的设想：日本发表撤兵声明，汪精卫即以下野响应，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然后由各种“杂牌军”，如云南的龙云，广东、四川将领，以及山西的阎锡山等从各方面响应，使汪的“和平运动”变成全国性运动。 松本重治望着戴着黑色眼镜、矮个子、高颧骨的高宗武，希望高宗武一定去东京，以实现他的上述计划。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唆使下，决心以汪精卫为同伙。他认为蒋介石冷酷，而汪精卫温暖。他决定背着蒋介石学》篇载：“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亲自前往东京。 6月22日晚，高宗武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精心安排下，偕国民党外交部情报司苏科科长兼日文翻译周隆庠乘“日本皇后”号客轮，日人伊藤在那里等候他们一起前往东京。 7月5日，“皇后”号抵达横滨。在影佐祯昭的安排下，高宗武等被接到东京，住在麻布区住友公馆建筑古雅的贵族别墅里。是时，日军陆军省也已改组，由板垣征四郎任陆相，东条英机任次官，影佐担任了参谋部谋略课长兼任陆军省军务局课长。军务局是陆军省内最有权势的一个局，局长中村明人，对影佐十分器重，因而，影佐等于兼任军务局长，深受板垣信任。陆军省的这一布局，使高宗武的赴日，达到了汪精卫集团所意想不到的后果。 高宗武经影佐的引导，先后会见了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首相近卫、外相田八郎等人。高宗武发现，日本对蒋介石既想要跟日本谋和，又要依靠欧美帝国主义的两面政策强烈不满，因此表示不能同意与蒋进行谈判表人物有梅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其特点是：不承，而寄希望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高宗武便要求日本内阁总理近卫写一封亲笔信给汪精卫，保证日本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但近卫认为，一国内阁总理如这样做，未免过分，至少为时尚早。他只允许由陆相板垣写这封信说明此意，由高宗武带回转交。 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五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确定了“使中国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所谓“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五相会议又制订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规定将诱降的对象由蒋介石转到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 高宗武由伊藤陪同，从日本长崎乘船回到上海。因咯血，住进杨树浦医院治疗。待身体稍好，即于8月下旬回到香港。高知道自己未经蒋介石同意私自赴日，恐被蒋逮捕语。认为整个自然界就是宇宙间唯一的实体，实体自身即是，不敢回武汉，便写了一份赴日本的情况报告，派周隆庠将报告送回武汉给周佛海。 周佛海看到报告，立即拿着报告去同汪精卫商量，周道：“本来要拿此报告书给蒋介石看的，但因为有写着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为妙。” 汪精卫看到日本要他出马“主持和平”，虽然感到吃惊，但心里是高兴的。不过汪精卫此时还未下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的决心，他仍想促蒋同意与日谋和，并想借日本人让他出来“主持和平”的愿望来压一下蒋介石，便对周佛海说：“这是没关系的，将报告原样交给蒋。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蒋介石看了，认为日方无疑是要他下台，十分恼火。将高宗武的报告交给张群看。由于他不知道汪精卫已经看过，所以特地嘱咐张群：“你看过之后，交给汪先生看吧。” 过了3天，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去，怒气满面，大发雷霆，骂道：“高宗武是个混蛋！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的？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其活动经费立即停发。” 周佛海和汪精卫已经摸清了日本政府的底，决心继续干下去。为了支持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他便从宣传部的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供高宗武使用。并要高暂时再观形势，无论如何必须暂时稍等一等才好。 高宗武由于身体不好，便托梅思平代替他同日本人继续谈判。是时，梅思平奉“艺文研究会”之命，在香港主编《国际丛书》，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鼓吹反共论调和民族失败主义。但他对这项差事并不感兴趣，颇感寂寞，静极而思动，因此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周佛海、高宗武交给他的与日方直接谈判的任务。 梅思平从此也就成了汪精卫集团“和平运动”的一员干将。梅思平后来公开投敌，他的一个正在温州女中读书的女儿得知这个消息，十分气愤，当即发表了一篇大义灭亲的文章，说：“梅思平不是我的父亲，我要捉拿他，杀掉他，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这篇文章，一时全国报纸杂志相争刊载，传布极为普遍。 梅思平于1938年8月29日同松本重治在香港岛酒家举行第一次谈判，由日语好得惊人的周隆庠作翻译。谈判一开始，松本为了要判断一下梅思平究竟是个什么样人物，故意谈笑风生，显得十分轻松，使梅毫无拘束之感，便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经历。 松本在谈判时说：“和平运动成功与否，在于撤兵；日方认为，蒋介石下野，日本才能撤兵。” 梅思平道：“撤兵是和平运动的关键，但如果日本方面采取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形式，那是笨拙的做法。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权力，成了中国战场上的最高统帅。如果日方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撤兵的条件，这样既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还会适得其反，使汪精卫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即使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也没有足够力量来收拾时局。” 松本表示下次再从容谈论。为了不被人跟踪，梅思平提议以后每次谈判，都要改变地点。 梅思平在继续谈判中，对撤兵和蒋介石下野问题，说道：“日本要求蒋下野作为日军的撤兵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但作为中国方面的情况，如果日方要求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蒋介石下野，那么，一切谈判就无望了。即使说日方声明撤兵，并已部分撤兵，然后蒋下野，中共对这个办法也一定是绝对反对的。内战将会重新开始，没有止境。国共在内战中胜败如何，这是次要问题，首要问题是在保护民生。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都有同样见解。根本问题是人道问题。松本，你精通中国的事，对此不会不知道吧。” 汪精卫汉奸集团，标榜他们“倡导和平”的目的，是为了“考虑中国的民生”；用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作为借口，乞求日本在不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条件实行撤兵，这是他们打出的两块招牌。 松本立刻表示：“日方要求蒋介石下野，不会固执下去。这一点我到日本去也将要进行说服。” 梅思平又称：“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取得联络。反对停战、撤兵的人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从8月29日至9月5日间，梅思平同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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