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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仲鸣却被击中数十枪，其妻亦中3枪，等被送往医院，一命呜呼，当了替死鬼。 陈恭澍、王鲁翘、唐英杰等回住所，立即给重庆的戴笠发去电报：“任务执行完毕。”戴笠急忙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了大喜，深深地松了口气：总算把汪精卫除掉了。 蒋介石只高兴了一天，河内电台播出新闻：被杀的是曾仲鸣夫妻。 曾仲鸣曾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秘书、副秘书长、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铁道部、交通部次长，是汪精卫最亲近的心腹。他一死，顿时断了汪氏的一只臂膀，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使汪感到万分悲痛。于是，他亲笔写了《曾仲鸣先生行状》，来纪念曾仲鸣。同时决定对蒋进行反击，办法是写一篇文章。是时，汪已成惊弓之鸟，偶尔间他俯瞰高朗街面，发现电杆木旁仍然有人徘徊，还不断抬头向楼中窥察，为了保住生命，找来一身越南土布衣服穿上，整日困坐在地下室里，不敢与外人接触。日后，他悲叹道： “在河内之孤独，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汪精卫写了《举一个例子》的文章，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证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没有拒绝过日方的“和平条件”，这同他的主张是一致的。汪精卫声称：“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么？不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天举一个例吧！” 汪精卫接下来便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的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的记录，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内最高军政长官的主和细节，全部揭露出来，尤其是蒋介石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谈判的情况，更披露无遗。汪精卫又笔锋一转，向蒋介石集团提出质问：“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汪精卫的文章一发表，犹如一发冷炮，打得蒋介石暴跳如雷。蒋骂道：“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他急忙赖账，并大造舆论，说这是捏造污蔑。但在一片叫骂声中，吴雅晖却泄露了天机，他在一篇题为《对汪精卫〈举一个例〉进一解》的文章中，指责汪“将国防会议记录披露，这就是泄漏外交军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当时会议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职务地位，以泄漏秘密，处刑更严。”这就说明，汪文所据并非无中生有，而只是“泄露机密”而已。 蒋介石无奈，命戴笠又组织3个暗杀组，日夜兼程，开赴河内。 汪精卫在地下室里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连续两次向日本驻河内领事馆求救，日本领事馆答应马上与日本政府联系，并让汪精卫耐心地等待。 4月6日，日本政府派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和日本前总理大臣犬养毅之子、众议院议员、近卫智囊团人物犬养健，以及日本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等人，乘“北光丸”货船，专程前往越南，他们行色匆匆地来到河内，同汪精卫密商，研究逃离河内、前往上海的时间、路线和方法。影佐道：“汪先生将怎样离开此地？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5500吨‘北光丸’号货船，以供先生使用。” 汪精卫道：“北光丸号目标太大。重庆方面有新的袭击计划，二三日前，邻居的3楼突然有人租去，一些形迹可疑的人，由远处监视。越南当局虽然对我个人有好感，但对我的政治行动则采取禁止态度，深恐卷入政治漩涡。就目前形势来说，我坐日轮去上海尚不适宜。我已经租了一艘法国小船。” 影佐问：“这艘小船是多少吨位？重庆政府对先生已下通缉令，在中国沿海航行时，需要特别小心。” 汪精卫告诉影佐，这条法国船是760吨。3个日本人听了，感到十分吃惊，如此一条小船，怎么可能将汪精卫一行载到上海？但汪执意表示：“这一条小船，虽然可能会发生危险，但我主和后第一次去上海，如乘坐贵国的船只，对于和平运动，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我在海防上船后，一路航行中，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如万一有意外，彼此还可用无线电联络。” 4月25日夜晚，汪精卫收拾细软，越南当局出动警察，自汪宅至码头沿途严密保护，汪氏一伙慌慌张张登上“冯？福林哈芳”号法轮。离开了越南。行至北部湾时，突然海风骤起，恶浪盈丈。“冯？福林哈芳”船身太小，在浪峰涛谷里驶行，几次出现倾覆的险情。汪精卫、陈璧君等人搅得晕头晕脑，呕吐不止。周隆庠认为这样危险太大，不能再继续乘坐此船，汪精卫也顾不得什么面子，急电“北光丸”呼援。28日，“冯？福林哈芳”号与“北光丸”号终于在汕头海面靠拢，汪精卫由人扶着爬上日船，与日本帝国主义“同舟共济”了。 他不禁“万感俱集”，写下七律一首：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汪精卫同影佐祯昭、犬养健等在“北光丸”轮上进行多次会谈。汪提出由他出面在沦陷区组织像临时、维新政府那样的傀儡政权。影佐回道，待他询问了政府意见再作回答。汪即表示：“我同意，我同意。” 汪精卫为了讨好日方，信誓旦旦地表白道：“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到达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过问。我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重庆政府倾向和平，停止抗战。从而，将来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在开展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遇到非常的酷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评。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 5月6日，日轮“北光丸”号进入上海虹江码头。汪精卫深知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法等列强手里，这租界被人称为“孤岛”，而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们大多以“孤岛”作掩护，活动频繁。汪精卫一想起曾仲鸣的死，便心有余悸，所以日轮“北光丸”号到达上海后，汪精卫一伙迟迟不敢上岸，直到5月8日，今井武夫再次上船邀请汪精卫上岸，汪精卫一伙在日本宪兵的森严保护下，下船住进“重光堂”。
第四章 汪记“驿站”
汪精卫一伙住在“重光堂”。日本人作了周密的防范，在汪的住房里安上防弹窗，楼的四周又布有铁丝网，日本宪兵在楼下日夜轮流“保护”。汪氏集团不仅害怕蒋帮特务的暗杀，日夜苦思打开寸步难行的僵局，又意识到一种无形的巨大魔影已经笼罩在他们头上，他们名义上是受日本宪兵“保护”，但心里明白，已被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得日本人的同意。这种监视式的“保护”，一直持续到后来汪精卫搬到愚园路1136弄住宅以至南京颐和路34号汪公馆。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他先让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重光堂”进行预备性谈判，尔后他同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等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 褚民谊与汪精卫连襟，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汪精卫出逃后，他曾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对汪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向。”汪精卫一到上海，便秘密召见他，他即决定参加“和平运动”，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5月31日，上海大场机场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临时断绝通行，戒备非常严密。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11人，登上飞机具有方法论意义。，赴日谈判。 日本内阁又有变化。不久，近卫内阁在内外交困中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继而组织新内阁。平沼上台后有好几个月都没有迹象表示对汪另组政府感兴趣。5月11日，今井武夫将汪精卫准备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设想向东京作了报告，日本政府犹豫不决，甚至想阻止汪的东京之行。由于影佐祯昭和田尻爱义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才勉强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