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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反蒋反美斗争结合起来，遍及60多个大中城市。蒋介石惊慌叫嚣：“学生已越出国民道德，形同暴徒，要断然处置。”1947年5月20日，军警特务对到国民党行政院游行请愿的学生大打出手，500多名学生被打伤，造成了“五？二○”南京惨案。 蒋介石一手实行法西斯高压政策，一手玩弄政治骗术，他披上“民主”的外衣，以召开“国民大会”的名义，用高官厚禄和金钱收买，来拉拢中间党派。民盟中央委员张君劢经不住国民党的拉拢，不顾民盟总部的劝阻，以民主社会党的名义致书蒋介石，表示“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于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参加“国大”的代表有1600余人，其中国民党占85％，余者来自以曾琦为首的青年党、以张君劢为首的民主社会党，以及“社会贤达”王云五、傅斯年等人。民盟中央常委立即作出决定：对盟内的民主社会党成员参加伪国大者，一律开除盟籍。 这次“国大”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宪法，故又称“制宪国大”。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抄袭了欧美资本主义宪法的“自由”、“平等”等条款，揉合了一些政协宪草决议的词句，然后再由蒋介石亲自删改而成。这个宪法草案违背了政协决议的联合政府责任内阁制的原则，恢复了总统独裁制；违反了政协决议的地方自治原则，实行中央集权制，又用“紧急”、“必要”词句限制人民民主自由；这部宪法的特点是：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政府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 伪国大闭幕后，中国共产党便郑重声明：蒋记国大和它制订的蒋记宪法均属非法与无效。12月28日，周恩来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说：“蒋政府的伪宪，也只有把它当作袁世凯天坛宪法和曹锟贿选宪法一样看待，人民也决不会承认它的。” 两天后，民主同盟在声明中说：“坚决否认伪国大制定的伪宪法！”同日，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11个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宣称：“这种宪法产生的基础和基本精神是反和平反民主的。” 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研究如何作好行宪准备，通过了《宪政实施准备案》。4月，蒋介石又玩弄改组政府的把戏，表示容纳所谓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入阁。4月1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会上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18日，公开宣布改组政府名单：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副主席孙科，行政院长张群，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29名政府委员中，国民党占17人，青年党4人，民主社会党4人，“社会贤达”4人。 国民党改组的“多党政府”宣告成立后，蒋介石便大肆吹嘘说：“还政于民已经实现。”然而，“新政府”刚一施政，就颁布了镇压人民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人民群众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对爱国民主运动要采取“必要的措置”和“紧急措施”。改组后的政府比先前政府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引起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农工民主党、民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以及国民党左派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纷纷发表声明或宣言，反对国民党改组政府。蒋介石本想通过伪国大和改组政府来孤立共产党，打击民主力量，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使自己陷于更加孤立的困境。
第十九章 沂蒙山“啃核桃”
蒋介石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归罪于他手下的指挥官们，于是便下了一道严令：“主官不退而部下先退，致主官有伤亡情形者，杀其次级官；部下未退而主官先退者，杀其主官；见难不救，致友军有重伤，而己身完整者，杀该军将领。” 蒋介石为扭转败局，于1947年4月开始，在南京举办军官训练团。4月15日，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张，为期两个星期。蒋介石在开学典礼上作《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长篇讲演。蒋介石言词滔滔，吹嘘说：“以期今后剿匪的军事能够顺利完成，而建国工作得以迅速推进。”“目前这个时机，正是我们剿灭匪军千载一时的机会，各高级指挥官务须把握这个时机，认清敌人，负责自动，知耻自强，来加速消灭匪军，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两天之后，蒋介石又作了《剿匪战争中精神的影响与心理战的重要》讲演，尔后又连续作了《军官训练团训练之目的与方法》及《剿匪战事之意义与重要原理之综述》两次讲演。军官训练团第一期结束之后，接着又办了第二期，蒋介石同样为军官训练团第二期作了多次演讲，讲演的题目和内容又有翻新，如在第二期开学典礼上讲演的题目是《剿匪必胜的事实》，下一次讲演的题目是《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等等。总之，蒋介石效法他在庐山军事训练团的样子，梦想再出现一个第五次“围剿”革命根据地所造成的“好结局”。 1947年4月上旬，蒋介石先后集中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的兵力，并以其最精锐的主力部队整编第11师、第五军第74师等作为骨干，编成3个机动兵团，向山东解放区进攻。那74师是蒋军5大主力中的主力，蒋介石把它作为百战百胜的王牌拿出来进攻山东解放区，并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指挥，再加上兵团司令汤恩伯、王敬久、欧震等一批高级将领，以74师为先锋，向鲁中进犯。 蒋军的战术不断翻新，先前进犯苏北，采取的是“长驱直入”，进攻涟水则为“分头并进”，进攻宿北为“齐头并进”时间运动物质存在的形式。表示运动物质的持续性和顺，进攻莱芜为“南北对进”。以上战术都以失败告吹，这次扑向鲁中山区，则采取“硬核桃”和“烂葡萄”战术。蒋介石为此战术，颇费苦心，他把嫡系主力作为“硬核桃”放在中间，而两翼放置的则是“烂葡萄”的杂牌军和二流部队。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如果解放军插到中间去打他的嫡系主力，不仅74师、11师、新5军3个主力能够互相策应，两翼部队还可以赶来，就啃不动这个“硬核桃”；如果解放军打他的两翼，他拚着牺牲几个“烂葡萄”；等打了几仗，弄得解放军精疲力竭时，他的主力部队突然从横里出来袭击。蒋介石以为这样的战术，万无一失。 蒋军来势汹汹，向鲁中地区的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一线大举进攻，迫使解放军主力决战。 毛泽东致电陈毅：“对沿津浦路向北犯的敌人不要阻止，让其分散兵力，进至泰安一线，于我最为有利。”陈毅遂集中部队在胶济铁路线附近地区休整，以逸待劳，作好战斗准备。 5月初敌军继续向北推进，步步逼近，侵占了新泰、蒙阴等地，形势十分紧张。是时，毛泽东再次致电陈毅：“敌军密集不好打说”。在西方，古希腊泰勒斯把水、阿那克西曼德把气、赫拉，但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胶济路以南广大地区仍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唯：（一）要有极大的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过早惊动敌人后方。” 陈毅、粟裕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一系列迷惑敌人、调动敌人的军事行动。他们调动部队，实行要龙灯式的高度机动，时东时西、时分时聚，使敌弄不清我军意图和动向。对刚占新泰之敌包围之后，又主动撤围后退。华东野战军主力再后退一步，撤到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 蒋介石及顾祝同果然产生错觉，误认为解放军主力已向蒙阴东北及淄川、博山撤退，决心跟踪“追剿”。蒋介石密令各军改变战略，将“稳扎稳打”改为“稳扎猛打”。敌军密集靠拢的态势终于很快发生了变化。敌军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不待王敬久和欧震两个兵团统一行动，便指挥所属的8个整编师向沂水、坦埠方向进击。急功近利的第74师在左翼25师、右翼83师的配合下，疯狂地向坦埠扑来。那74师更是急切，不久便脱离左右两翼，直向坦埠冲来，形成孤军深入的态势。 陈毅查明了汤恩伯兵团的行动计划，抓住战机立即命令正在向东向南行动的各部队掉头返回，集结待命。是时，毛泽东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