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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红布，身上挂着大红绣球，威风凛凛地带领战士们，在马兰头祭旗，庄严宣誓。祭旗完毕，起义军分两路下山：南路由黄福率领敢死队80人袭击沙湾，一阵激战，斩清军40人，活捉30人，缴获洋枪40枝，弹药数箱，清军惊溃；东路由林海山率领攻下新墟。
旗开得胜，士气大振。黄福原想一鼓作气，与虎门、新安一带的江恭喜部数千志士会攻新安城，直取广州。孙中山在台湾得知起义已经发动，便积极准备内渡指挥和筹运军械支援，并电令起义军：“若能突出，可直趋厦门。到厦门当有接济之法。”孙中山电令起义军进攻厦门，而不是进攻广州的原因是：他在与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商借武器、人员和军费时，儿玉源太郎表示：“倘若你真的一封电报便可唤起革命军的话，那你就让他们在离厦门最近之处发起战争，并向厦门进军，等他们接近厦门时我们便将你送去，并且给你们武器和弹药。”后藤告诉孙中山：“目前借款不好办，重新偿还也太麻烦，日本台湾银行厦门分行金库存有几百万元，革命军进驻厦门以后，可以从那里强取出来，待革命成功以后，只需要做个‘道义上’的偿还，日本政府也不会过于追究。”
其实，这是日本设下的一个陷阱，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孙中山果真占领了厦门，而且果真攻取这个金库，那末，日本出兵占领厦门就有了借口。孙中山不知道这个阴谋，他别无选择，就电令郑士良东进厦门。 郑士良从香港进入内地，他接替了黄福的指挥职务，率领起义军改道，往厦门方向挺进。
义军避开何长清部主力，向镇隆前进，行军四五里，探知清将邓万林的哨官严宝泰带领100多人前往镇隆，便立即赶到清军必经之地佛子坳埋伏。天渐黄昏，清军果然来到坳顶，郑士良一声令下，义军猛烈开火，打得清兵东逃西窜，击毙清兵数十人，捕杀严宝泰，活捉了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占领了镇隆。
义军继续向水湖进发，一路秋毫无犯，所向披靡，各处乡民沿路燃爆竹迎送，具酒食慰问，各地来投义军的多达数千人。义军到达上杨围，与归国华侨杨发领导的600多名义军会合。义军从上杨围出发经白芒花，攻克崩冈、黄沙洋，进入三多祝。这时，义军已经增加到2万多人。义军急需弹药。
孙中山接到义军沿海岸东上的电报，想方设法接济义军，竭尽了全部心力。他致函犬养毅：“吾徒人心虽勇，而兵器弹药尚乞接济之源。久持非计，不得不先作未雨之绸缪。敢乞先生一为尽力，游说政府，为吾人借一臂之助。若今得洋铳万杆，野炮十门，则取广州省城如反掌之易耳。广州既得，则长江以南为吾人囊中物也。时不再来，机不可失，支那兴亡，在此一举。贵政府如允济弱扶危，则各物可从台湾密送，文当划一切施行之策，可保无虞。如何之处，务乞早示佳音。”孙中山电令宫崎向菲律宾独立军借用枪枝弹药。他又多次向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接洽，请他们援助武器弹药。
可惜，孙中山的一切活动，都落空了。原因是：日本政府更换内阁，新任内阁总理伊藤博文禁止台湾军火外运，禁止日本军人参加中国起义军，也不准兴中会在台湾活动。宫崎复电孙中山：“枪械难送。”
粮尽弹绝的义军变得无能为力了。荷枪实弹的清兵对义军层层拦截围攻。郑士良只得连续急电请孙中山援助。孙中山接济武器和潜入内地都成了泡影，他只好忍痛派日本友人山田良政从台湾经海丰到达义军大本营，传达他的命令：“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
义军接到这样的命令，悲愤交集，慷慨激昂。郑士良当即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决议：“厦门的接济既然不成，不如重回三洲田山寨据守，设法由香港购买弹药，然后向西北会合新安、虎门同志，一举攻陷广州城，作为根据地，发号施令。”会议决定解散家在附近的战士，只留洋枪手1000多人，分水陆两路返回三洲田。 这1000多人的洋枪部队计划袭击横冈，生擒何长清，但粮尽弹绝，也只好解散，大批地流亡海外。
郑士良、黄福坐舢板逃到香港。 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的史坚如、邓荫南，屡谋响应惠州起义，皆因没有机会未能如愿，迫不得已，决定用炸药炸毁广东巡抚衙门，炸死署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德寿，打乱敌人的中枢和后方。
10月28日，史坚如预埋的炸药爆炸后，震坍抚署后围墙一角，德寿从床上震落在地，大吃一惊。史坚如于31日前往码头，途中被捕，11月9日在广州壮烈就义，年仅21岁，他是革命党人因暗杀而成仁的第一人。
郑士良在香港脱去满服，换上西装，散发披肩，神采奕奕，决心继续革命。1901年8月的一天，他应邀到宴琼林酒楼赴宴，痛饮之时，忽然觉得浑身难受，由同伴护送回家，途中丧命。从此，兴中会失去一位重要的活动家，孙中山失去一位亲密战友。
孙中山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远涉重洋为革命继续四处奔走。1901年他在日本横滨、本州和歌山县及檀香山等地，1902年在香港、日本及越南，1903年又往来于越南西贡、暹罗（泰国）、日本和檀香山之间，1904年间再次去美国的旧金山、华盛顿和纽约等地，同年底又去欧州的英国、比利时、德国、法国。他历尽千辛万苦，几次在亚、欧、美洲各地，宣传非革命不能救亡的道理，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征集革命同志，联合华侨和会党，组织革命团体；并考察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结交外国朝野人士，争取他们赞助中国革命。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秘密地创办了革命军事学校，聘请友人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为校长，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孙中山规定入学学生须填写盟书，表示革命决心，并亲自主持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在军校传授军事知识、枪炮火药制造方法、游击战术及以寡敌众的夜袭法。孙中山离开日本时，委托冯自由等人负责。
孙中山在纽约同中国留学生王宠惠、薛仙舟、陈锦涛等人相识；在欧洲同中国留学生史青、朱和中、贺子才等人结交，把留欧学生中的七八十人吸收到他的革命组织中，形成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他向他们指示说：“诸君加入革命矣，仍应努力求学，即返国后，亦可仍为清廷官吏；他日革命军起，诸君以官吏地位，领导民众，更易奏效。如诸君学业未毕，而国内革命军已起事，遇有必要余当来电，电到盼即返国，为我臂助也。”
1903年夏至1905年夏，中国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反清革命团体秘密地或公开、半公开地进行活动。它们和兴中会一样，共同的目标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这些革命团体中比较有作为的有：1903年5月留日学生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2月由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领导的以两湖留日学生为中心的“华兴会”，7月湖北知识青年曹亚伯、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成立的科学补习所，冬季蔡元培、章炳麟（太炎）等领导的以江浙一带知识分子为主的“光复会”，湖北的“日知会”等等。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7月19日，孙中山来到横滨，他的目的是：“先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几天之后，孙中山便从横滨赶到东京。 几千留日学生荟萃东京，而且不少人是忧国忧民之士，他们革命热情高涨，这里是组织革命力量最理想的地方。
孙中山来到宫崎的住处，寒暄几句之后，便问：“近来增加这么多留学生，当中有没有非同一般的，有没有可以加入我党的志士？”正在泡茶的宫崎转过头来答道：“有，我正要向你介绍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 “啊，那好！我们就去看看他。”宫崎连忙制止：“连茶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况且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茶等着吧，我去叫他过来。”
黄兴住处离宫崎住所不远。宫崎正要出门，孙中山站起来道：“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辈后辈之分，我同你一起去。” “黄兴也经常打听你什么时候到东京的消息，说要拜访你。”孙中山笑着：“我最先打听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