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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有勇气和信心而且敢于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华人。他们大多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有些则参加了国民党领导的抵抗运动。这两批人都受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激励，而不是出于对马来亚的忠诚。正如在战争时期他们成了给日本人制造麻烦的根源，后来在和平时期，他们也成了给英国人制造麻烦的根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从这时候起到9月底，是英国在全岛建立有效统治的过渡时期。整个新加坡是抗日集团的天下。他们用私刑对付日军的内线、爪牙以及那些曾经残酷迫害他人的人和嫌疑分子，殴打他们，虐待他们，甚至杀害他们。我还记得当时在维多利亚街和华厦两处家里，曾听到有人光天化日下在小巷子里被人追逐逃命发出的脚步声，听到拳打脚踢声，听到中刀丧命的凄厉喊叫声。结果是许多汉奸走狗消失无踪，不是躲藏起来，就是逃到马来亚内地和南部的廖内群岛去了。
解放并未为人们带来期待已久的惩恶劝善。老账不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要公平合理需要文件证明和深入调查。单靠原有的人力物力而要把所有战犯都绳之以法，是不可能的事。无论是日本战犯还是本地战犯，人数太多了。他们少数受到惩罚，多数却逍遥法外。
战犯审讯开始了，但是主要的日本战犯却没受惩罚。下令检证大屠杀的迁政信大佐（上校）不知去向，以总司令身份批准检证的“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中将先被调到中国东北，然后又到菲律宾。1945年他向麦克阿瑟的部队投降。他在马尼拉受审，因冷酷血洗马尼拉的罪名成立，上了绞刑台，而不是因为他批准杀害了5到10万名无辜的新加坡青年。
林金山的经历
共有大约260名日本战犯在新加坡受审，只有100个罪名成立，判处死刑。而数以百计的人曾在新加坡日本宪兵部被扣留和拷问，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林金山就是一个。他在1963年到1980年担任过内阁部长。以下这段是他为我写下的1944年的恐怖经历：
“我被扣留在欧思礼坡两次。第一次在1944年1月，时间是两个星期；第二次在1944年2月，前后一个多月。有个到过桥北路我的店铺的华族青年，指认我是把钱交给他让他捐给共产党的人。我分辩说我这个资本家不可能亲共，他们用绳子鞭打我，用脚踢我，粗暴地对待我，
“我昏了过去，直到有人往我脸上泼水才苏醒过来。我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长6米宽4米的牢房里，牢房里大约有3O个男女。
“牢房一角有个抽水马桶。那是个蹲式马桶，水是来自高过人头的水箱。我们不断抽水，以便从厕盆出水的地方接装‘清洁’的水。我们喝的和盟洗用的都是这样的水。患病的话会被送到什么鬼地方，谁也不晓得。同房的一个妇女来月事，叫人受不了。
“我们吃的是用旧煤油桶装的跟烂菜一起煮的稀粥。它使人想起喂鸭子。我吃不下，一吃就吐。“我们一律得蹲下来，没得到看守许可不能换姿势。他们是本地小伙子应征当看守，日本人训练他们待人要残酷。
“一天来了个断了脚的印度老人。他坐不住，只能在地上爬，拖着受伤的脚。一个年轻的看守军补①折磨他，把一根木棒扔在地上，他必须痛苦地爬上前捡起木棒，还给军补。这样的折磨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印度人痛得几乎晕过去。
“被扣留的人当中有个高头大马的潮州小伙子，十七八岁，为人乐观。他原是个军补，逃跑后给逮着。一天晚上，宪兵队把他赤裸裸地吊在天花板上，双手反绑，绳子绕在横梁上，让他的脚稍微离开地面。不时可以看到他拼命地伸长脚尖踞地，设法减轻双臂的负担。
“他们吊了他一整晚，不让他吃喝。他用粗话高声叫骂，用潮州话骂日本人。“第二天早上，一个宪兵用藤条鞭打他的背，喊声和骂声逐渐变小变弱，成了哀号和呻吟。持续了几个小时后，连哀号和呻吟也越来越弱，最后静了下来。他死了，还吊在我们面前一段时间。这是给军补看守和我们的警告。
“有一回宪兵用水龙头向一个男人灌水。肚子灌得胀鼓鼓的之后，行刑者就跳起来坐到他肚子上，那人呕吐昏迷过去。
“每天早上我们一听见橐橐的靴声由远而近时，就浑身哆嗦。那就是说有人会受到拷问。一些人一去不回。
“我是在地位最高的台湾联络官说情下获释的。
“我在监狱内外看到了日本人的本性。文明礼节，90度鞠躬全都是表面文章。他们骨子里是禽兽。同盟国的胜利拯救了亚洲。”
控方辛酸的总结
1946年3月18日“双十事件”②一案在新加坡开审时，主控官科林·斯利曼中校在开场白里对日军的暴行做了辛酸的总结：
“要准确地形容这些人的胡作非为，我非得描述一些行径不可。这些行径使人接触到人类最卑劣、最堕落的一面。全案的基调可以归纳为：无法形容的恐怖。
“本案从一开始到结束，恐怖无处不在。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骇人程度始终不稍减。我在诸多证据中搜寻，用心地搜寻，但求能在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中找出那么一丁点儿，起一些抵消作用，以减轻他们的罪责，使案情不至于是清一色的恐怖与兽行，至少把它化为一场悲剧。最终我承认自己失败了。”
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历届日本自民党政府、日本各政党的多数领袖、多数日本学术界人士以及几乎所有日本媒体，都选择闭口不谈这些邪恶行径。他们跟德国人不一样。他们希望随着几代人过去，世人会把这些罪行忘得一干二净，日本当年的所作所为会埋在尘封的记录里。但是，当他们拒绝向中国和韩国这些邻国承认这些行径，拒绝向菲律宾和新加坡这两个蒙受苦难最深重的东南亚国家承认这些行径时，人们不能不担心他们可能会重蹈覆辙。一直到1992年非自民党政府上台时，才有一位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对日本过去的行径表示毫无保留的道歉。
…
注：
①占领新加坡的日军当局在1943年5月设立的制度。当时征召本地青少年接受基本军训，提供军服与住宿。受训后，他们在军中做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
②1943年夏末，一些日本船只在新加坡海港被炸毁之后，日本宪兵队怀疑关在樟宜俘虏营里的平民策划了这次行动，就突击搜查监狱，逮捕了57人，包括3名妇女。他们被严刑逼供，到1944年5月侥幸活着的人才获释。由于这次逮捕行动是在10月10日进行的，所以称为“双十事件”。
第八章 战后谱恋曲
动身之前，母亲千方百计地要我跟华族女子订下个名分，免得我将来娶个英国妻子回来……母亲先后给我介绍了三个背景不错、社会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却无动于衷。她们年龄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有了芝，已经心满意足了
1942年2月15日《海峡时报》出版了最后一期的一大张报纸后，宣布停刊；1945年9月7日复刊。那天第2版有一则加框新闻写道：
“‘东京时间’在马来亚结束
马来亚将不会再用日本时间……将来使用的是1942年2月15日以前的本地时间，比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早七个半小时。”
恢复使用新加坡的自然时间，加上战争爆发时为节省用电开始调快的半小时，使我心情舒畅。
两天前，印度第15军开抵丹戎巴葛和岌巴港。lO0名通讯员先登岸，他们代表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新闻社。随后是英国军官和印度军官率领的印度军队；他们全副武装，以便随时应付任何突发事件。他们分散到丹戎巴葛和岌巴港各处以及岌巴港对面的火车站，然后开往市区。交通要道还都由日本兵把守着，以确保从港口和哥烈码头通往主要道路的交通顺畅。我看到第一批印度军乘坐卡车开到史丹福路，这使人想起1942年参加过战斗的印度军。我记得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差劲，排成整齐的行列投降，还有数千人倒戈参加了印度国民军，我感到不安。
一两天后，清一色的英军登陆，开进市区，我这才比较放心。那是人们欢腾庆祝的日子。他们觉察到日治时期的噩梦终于结束，好日子就要回来了。种种好兆头出现了。军人慷慨地分赠香烟，那是盒装海军牌香烟；战前的存货卖完之后，三年来人们一直买不到。军人也带来优质啤酒、尊尼沃克威士忌和戈登纯杜松子酒，这些东西全都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