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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良心谴责
三天三夜的煎熬折腾，使我心力交瘁。从星期五晚上在吉隆坡时开始，我就没有真正合过眼，已几乎精疲力竭。因任务尚未完成，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情感，把精力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一旦宣言公布，心情不再紧张，情绪便激动起来。我深受良心谴责，感到自己辜负了马来西亚数百万人民，他们是马来亚的华族和印族移民、欧亚裔，甚至包括一些马来人。他们同新加坡人民站在一起，抗拒马来霸权，而马来霸权正是导致我们发生争执的根源。也感觉背弃了盟友和支持者，包括来自马来西亚其他州——沙巴、沙捞越、摈城、吡吻、雪兰莪和森美兰的政党领袖，我感到惭愧。我们一起组成了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一直在开会和开展协调活动，以便动员人民，展开主张建立不分种族的社会的运动。我们已着手建立广泛的联盟，以便向吉隆坡联盟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执政的联盟是受东姑领导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支配的。
我也因为不得不向英国首相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的总理隐瞒实情而感到悔恨和内疚。过去三个星期，我不得已只好背着他们暗中策划分家，虽然他们对我和新加坡要求和平解决马来西亚的种族问题，一直静悄悄地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在我们和敦拉扎克进行谈判的三个星期里，这些想法一直在我心中萦绕。只要较量意志力的斗争还在进行，我就得沉住气。一旦大功告成，激动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了。
华人区欢欣雀跃
就在我难受的时候，新加坡华人区的商人却欢欣雀跃。他们放鞭炮庆祝脱离吉隆坡马来人的种族主义统治，一些街道因此铺满了红色的炮竹屑。华文报《星洲日报》报道，人们放鞭炮庆祝伟大的日子来临。它以华人典型含蓄方式说：“或许是预祝中元节呢！”随后加上一句神秘莫测的话：“各人心中有数。”《南洋商报》写道：“目的如何？心照不宣。”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孙炳炎对新马分家的消息公开表示欢迎。他说，第二天会召开董事会会议，讨论发动所有注册商业团体、工会、行会和其他民间团体，联合庆祝新加坡独立。他还说：“对于最新的政治发展，商家大多觉得如释重负。”
投资者也感受不到我的痛苦。新马分家第一天股票市场交易旺盛。当时新马证券交易所仍然是联合的，它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两地的交易室，交易量比上个星期几个交易日翻了一番。第二天投资者认定独立对经济有好处交易量就更大。37种工业股当中，25种涨了。
但是，在市中心，到8月9日下午，街上却空荡荡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宣言行将公布的消息通知了新加坡警察总监黎肯，并把联邦内政部长拿督伊斯迈医生的一封信交给他，信中叫他今后听从新加坡政府的指示。黎肯部署了经过特别训练来应付暴乱的镇暴队，以防万一亲巫统的新加坡马来人纠众闹事，抗议新马分家。人们经历了1964年的两场华巫种族血腥暴乱，深恐再次出现类似的危险。那天下午，镇暴队和镇暴车出现在大街上，车上有水龙设备，车窗和挡风玻璃都加上铁丝网，预防暴民扔东西。
这一天天气溽热，是典型的 8月天。傍晚气温降下来。我相当疲倦，但决定照常运动运动，放松自己。在总统府（以前的总督府）的斯里淡马锡官邸①前面，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在发球练习区挥杆打了150个高尔夫球；心情好了些，吃了晚餐，然后准备会见英国驻吉隆坡最高专员赫德子爵。
这一天早上九点半，秘书接到赫德办事处打来的电话。当时离宣言公布时间只有半小时，秘书回电话说我暂时不能同赫德通话。赫德问下午行不行。我回话建议晚上八点，最后双方约定7点5O分。
7 点50分赫德来到斯里淡马锡官邸（基于保安理由，我没住在欧思礼路家中）。10岁的女儿玮玲当时穿着T恤和短裤正在门廊里玩耍。她跟赫德打招呼，问他：“您想见我爸爸？”由于独立后，我和他的关系突然变得不明确了，这样的非正式欢迎，算是得体。就在他从汽车里出来时，我及时走到门廊欢迎他，问他：“您代表谁讲话？”他说：“嗯，您当然知道，我是获任命的驻外专员。”“一点也不错，您是否获得特授的职权来跟我谈新加坡和英国的关系？”“没有。”我说：“那就是私下谈话，只是聊聊而已。”他说：“要是您喜欢这样说的话。”事情就这么办了。
事实上，当时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赫德的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风度翩翩，俨然是个受过训练的英国王室近卫骑兵团军宫。1956年英国入侵苏伊士运河期间，他担任国防部长，在艾登首相辞职之后跟着辞职，以便对那次的事件负责。他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人物，善于在困难面前挺起胸膛。
他为防止新马分家尽了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计地游说东姑和吉隆坡联邦政府推行一些政策，以促进马来西亚内部的团结。他以最高专员的身份不断会晤东姑以及东姑的部长。他和在伦敦的威尔逊首相两人，对我主张以宪制方式解决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纠纷，一直给予大力支持。他们成功地坚持了不应动用武力的原则，否则结果会大不相同。但是分家肯定不是他所努力争取的结果。
当时英国有 630OO名英军、两艘航空母舰、80艘战舰和20中队的飞机在东南亚保护马来西亚联邦，但这还是不能战胜马来种族主义的势力。马来领袖，包括东姑在内，担心一旦同非马来人分享真正的政治权力，他们就会被压倒。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赫德不了解这一点。起初我也不了解，但比他早些看清形势，因为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同东姑、敦拉扎克和拿督伊斯迈讨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会说马来语，赫德不会。我也能回顾过去马来人和非马来人摩擦对抗的事件，尤其是1940年和1941年当我在莱佛士学院就读那段时期。我比较了解马来人。所以1965年 6月底，当我在报上读到东姑在伦敦患上带状疱疹的消息时，我猜测他可能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赫德同我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对话的过程心平气和，双方都尽力约束自己。他没指责我，只对我没把事情经过通知他或他的政府表示遗憾。而我却感到悲哀，因为如果我事先告诉他东姑要我们脱离马来西亚，而我所要求的是建立约束性比较小的联邦，他肯定会站在我的立场上想办法阻止东姑的。这一来就不能排除发生种族暴乱的可能性。在我们会面的17个小时后，英国政府承认新加坡独立。
赫德离开后，我和内阁部长们通过电话谈了又谈，就当天的情况交换了观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我怕内阁和国会议员们之间会闹严重分裂，因此我要所有部长都在分家协议上签名。我知道有几位部长会极力反对分家。
但我得继续管理新的新加坡的事务。当天我大部分时间是跟我的亲密同僚吴庆瑞在一块。内部安全和国防问题得先解决。我决定把内政部和新的国防部并在一起，让吴庆瑞掌管。财政部由谁来接管？我们选定了林金山。接下来的问题是国际上的承认，以及同能够协助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生存的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我们认为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的拉惹勒南应该主管外交部。但是当时我们有点茫然，担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形势。
该怎么生存下去？
前途是渺茫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只隔着柔佛海峡，由新柔长堤连接起来。两地向来是由英国当作一个地区统治的。新加坡是英帝国的行政和商业中心。现在我们分了出来，一切都得靠自己。马来西亚政府正准备教训我们。他们可能不再让我们扮演传统的角色，继续成为他们出入口货物以及为他们提供种种服务的中心。所有新兴国家都在推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一切都要自己干，直接同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主要买客和卖客打交道。在这样的世界里，新加坡没有腹地，就连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