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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共八人，童年在保守家庭里受到充分的照顾，生活很愉快。家道还算不错，上学、到莱佛士学院和其他地方都有汽车接送。她家很重视举止得体。搬到德文莎路之后，有一回我从图书馆用电单车送她回家，让她坐在后座。她母亲见了既惊愕又担忧，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人们会怎么想呢？谁会娶你？不久，她家又搬回巴西班让，那里离市区很远。那时多亏我有了汽车，可以开车子继续追求她。
在1946年9月前往英国之前，我们相聚的时间很长。动身前，我叫住在我家的表弟林哈罗德在一两天内拍下我们一系列合影。我们当时年纪轻，又相互爱恋，渴望把生命中的这个美好时刻记录下来，作为我离家到英国三年的纪念品。分别后什么时候能重逢，我们不晓得。我跟她一样，盼望她能回莱佛士学院，赢得读法律的女皇奖学金，到英国跟我团聚。她是铁了心跟我，我感觉得到。我也决心不辜负她。
1946年9月16日，就在我23岁生日这天，我登上丘纳德公司的“大不列颠号”客轮，在甲板上向她挥手告别。她热泪盈眶，我也不禁掉下眼泪。父母亲、弟妹和一些朋友，还有韩瑞生，到码头给我送行，祝我一路顺风。
第九章 从伦敦到剑桥
两星期后，我坐下来写信给帕里教授，告诉他我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到剑桥。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让我告诉你，我们拒绝了其他学生，我还想尽办法劝学院当局录取你。你的作为显示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轻易帮助你……”
“大不列颠号”是丘纳德公司的6．5万吨客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的航线是从英国的利物浦经大西洋到美国的纽约。从英国南安普敦开到新加坡的客轮都没它这么大，速度也没它这么快。这次，“大不列颠号”满载着回英国复员的军人，此外大约有40个亚洲人，多数是华人。每个房舱的搭客，比平常收费时分配的搭客多了一倍，但我能搭上这艘船，就感到高兴了。离开新加坡17天后的10月3日，船开抵利物浦。
没有人知道我要来，没人来接我，我连怎么到伦敦也不晓得，又要确保大衣箱和两个皮箱跟我一起安全地下船。由香港政府赞助留学的香港学生有伦敦殖民部官员接他们，我事前知道了，决定跟着他们坐顺风车。列车深夜开到伦敦，接着我坐的士尾随香港学生到伯爵阁维多利亚同盟宿舍。分配给我的是底层一个地窖似的没窗的房间，同样是双层床铺位，有如在“大不列颠号”轮船上。同房有大约20个非洲学生和加勒比海学生。这又使我吃了一惊。我一向没在现实生活里见过非洲人，只在照片上看过。他们身上所发出的奇异气味，跟新加坡各民族群体所发出的大不相同。我毫无心理准备，一夜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坐地铁到市区。按照宿舍女总管的指点，在银行站下车，很快在格雷斯丘奇街找到了有利银行。我身上有张有利银行的300英镑汇票。我开了个户头，提出30英镑，然后直奔中殿法学协会。我把院方来信、剑桥高级文凭、出生证明书和身份证明书（当时新加坡还没设立护照办事处）一起交给柜台书记。接着注册交费，拿到一张证明我是中殿法学协会学生的学生卡。一切手续的办理方式都很随便，谈不上有什么人情昧。中殿法学协会许多地方都被炸坏了。图书馆设在一所瓦楞铁皮圆顶、水泥地的临时房子里，没有餐厅。给学生的指示并不多。
接着我得找住所。我在电话簿里查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地址，搭地铁到托特纳姆考特路。我向秘书解释自己处境困难，问他能不能让我租个房间。他答应了，但只能租三天。分配到的房间只住我一个人，有张单人床，配上洁白的床单；有张小书桌；还有洗脸盆，也有热水。厕所在外面，是公用的。总的来说，房间陈设简朴、干净、实用。这下我轻松多了，马上搬进去。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底层有个游泳池。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经常游泳，便带了泳裤到游泳池去。看到蒸气从水里冒起，我满怀高兴，预料水是温暖的，也许比新加坡的海水还温暖。我跳进水里，不禁大吃一惊。冰冷的水使我透不过气来，只觉得肺部简直要爆炸，于是我就尽量快速游动，以促进血液循环。我不晓得在寒冷的气候里，水里的一点温热，竟然会在空气中引起冷凝作用。
随后我天天到汉普斯特德一带找房子，每隔三天就得向基督教青年会要求续租房子。我发现汉普斯特德不是殖民地学生聚居的地方，它离中殿法学协会很远，却不像伯爵阁那么邋遢，是个好得多的住宅区。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给我最后一次的租期是12天。到期后，我发现菲茨姜道8号有房间出租。菲茨姜道是条美丽静谧的大路，两旁都有树木，走不远就是瑞士村地铁站，13号巴士的车站也很近。我搭13号巴士就可以直接到靠近伦敦经济学院的斯特兰大街。
我还得进人伦敦经济学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两个星期前学期已经开始了，回国的复员军人要进大学的太多了。我要求见法律系系主任帕里教授，向他解释日治时期我损失了三年半的时间，这回幸亏搭上到英国的运兵船才能这么快就来到英国。我还不知道原来可以把申请表格先邮寄过来。我拿出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证明自己是1939年新加坡和马来亚最优秀的学生，说服他相信，我虽然逾期入学，但要赶上其他同学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他同情我，录取了我。
在欧洲六年战争时期，几乎所有英国青年都被征召入伍。六七届学生的学业因此中断了，他们不得不在完成学业之前当兵。战前进不起大学的青年，现在有资格申请退伍军人补助金，结了婚的还可以获得妻子和子女津贴。他们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态度严肃认真，渴望弥补失去的时间，决心取得成功。
当时只要讲师和讲堂排得过来，所有英国大学都尽量招收学生。伦敦经济学院爆满了，学生常常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这里通风设备差，冬天想开窗透点新鲜空气的人最不受欢迎，很快就有人前来把窗子关上。在学生过多的情况下，来自殖民地的学生就得排在第二位。他们没打过仗，没牺牲过自己的事业，英国学生自然有权优先获得所有大学的学额。其他学生主要来自白人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来自殖民地的少之又少。
生活很奇特。伦敦经济学院像座忙碌的酒店，跟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完全两样。莱佛士学院生活既悠闲又优雅，学生住在宿舍里，可以优哉游哉地走去讲堂，或到休息室闲聊。辅导课每次只有两三名学生参加，最多是四名。伦敦经济学院却是座多层建筑物，学生坐电梯冲上冲下，人人都忙着到一些地方做一些事，听课必须分秒必争。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听完一堂课．就得冲过斯特兰大街到国王学院听第二堂，然后搭地铁或巴士到尤斯顿伦敦大学学院听第三堂。三所学院当中，伦敦大学学院环境最好，因为它离开伦敦中区热闹地带，学院内还有医院，比较有学院气氛。
第一学年初期，伦敦经济学院大门正厅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场面。大约有一个星期时间，代表各个俱乐部——工党俱乐部、自由党俱乐部、保守党俱乐部和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学生站在贴着俱乐部海报的临时小窝棚旁边分派小册子，招收新会员。最积极地向殖民地学生宣传的是共产党人，他们成立了“社会主义俱乐部”。我跟所有俱乐部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认为最好是慢慢摸索着前进。
在“文化震荡”这个短语出现之前，我也受到了“震荡”。气候、衣着、食物、种族、风俗、习惯、街道、地理、旅行安排都不同。除了懂得英语和具有少许英国文学知识，以及过去跟英国殖民地官员有过交往以外，其他对我来说一概生疏。
现在我一星期花6英镑租了一间大卧室兼起居室。对一个没收入的人来说，这是个大数目，幸好还供应早餐。卧室里有个煤气炉，也有个可以拉动的煤气圈。我得把几个先令塞进一个计量表里，才能生火煮饭。做饭成了苦差事，食物一律要配给。可以不用配给票进餐的餐馆则贵得很。买来的配给品我不懂得怎样煮来吃，况且分量也不够。即使分量够，我也不晓得怎样分开一星期食用。我没有冰柜，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