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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的省长没有选上），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实际是取消了人大的监督职能。在干部任命上，更加强化了领导人的意图。“十六大”还没有开，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建立，但就在“十六大”前不久，中央有关部门的新领导人就提前就位。为了保证这些不经选举就已经走上岗位的人当选，还搞了一些花样：１，事先预选一次。预选的结果无效，只是搞一次“火力侦察”，看哪个代表团的选举结果和中央意图不一致，就重点在哪个代表团做工作；２，选举前召开党员会，要求党员投票和中央保持一致，用党的纪律来约束党员的选举行为；３，在选票设计上，凡是同意的就不必动笔，不同意才动笔。但是，只要一动笔，会场的摄像头就会记录下来。会场布置了很多摄像头。
十六大要修改宪法，在修改前中宣部下令不允许一切报刊对修改宪法发表意见。对事关全民利益的宪法修改，却不让媒体发表意见，真是不可思议。
由于市场化的迅速推进，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一些人的钱包鼓了起来。庆典的鞭炮逐渐掩盖了天安门前的枪声；筵宴上的美酒洗刷了长安街上学生的鲜血。大学生沸腾的政治热血已经化为考“托福”的实惠行动。一位在“六。四”时天天上街游行，喊着十分激进的口号的青年，现已人到中年。他对我说：“看来老邓‘六。四’那么做是必要的。虽然死了一些人，但换来了十几年的稳定发展。”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是个别的。
这正是“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
１９９４年底“双峰政治”结束。邓小平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原来意义上的“改革与保守”的斗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保守派中有些人发现，对他们来说，市场经济加上权威政治，不仅不会失去什么，还能得到更大的利益。没有经过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他们还发现，市场化的过程正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原来取保守态度的官员们，也“咸与维新”，加入了推进市场化的行列，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由此结盟。
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更加强化，更加扩张，民众参与程度更加降低。结果，改革的目标和路径扭曲。然而，这种扭曲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吴敬琏们还不停地为新出现的经济精英鼓与呼。但是，一旦人们注意到扭曲的倾向时，局面已经不可逆转了。于是，吴敬琏们惊呼：“中国现在是权贵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本来是配套的。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贵资本主义。
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过分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经营房地产，地皮需要审批。
在“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审批经济”。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据《中国信息报》2002年3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介绍，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务院70个有审批权限的部门就有审批项目2854项，省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多则2000多项，少则1000多项。在上述2854个审批事项中，只有11。8％是依据国家法律设定的，那些依据部门文件和部门内设司（局）文件设定的审批事项则占到了36。8％的比例。
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审批无法可循，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
自废除科举制以来，中国的官员都采用委任制。这种由上级官员决定下命运的制度沿袭至今。在“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条件下，经济领导部门掌握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审批权，即发财审批权；党政部门掌握的是人事任免权，即升官审批权。经济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部门也不能“守着大挨饿”。官员任免权是具有高度垄断性的“商品”，是最值钱的。由于权力缺乏监督，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那种一手交钱，一手给官，是卖官鬻爵中最笨拙、最露骨的形式。还有其它多种变相的形式。这些形式虽然变化无穷，微妙无比，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买官者通过各种手段给有任命权的人以好处。卖官者以种种正当的名义给买官者以“乌纱帽”。
先有权力缺乏制衡，才有把公权作为谋私的手段，然后才有卖官鬻爵。第一把手利用任命官员的机会谋私，第二、第三把手也这样做。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互相保护。这次提拔了你的人，下次就重用我的人，权力分享，利益均沾。这样的选官机制实际是选劣机制，选上的多是以权谋私之徒。在这样的选官机制度下，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了不可告人的关系，形成了官场的人身依附，团团伙伙。
买来的官是要支付成本的，为了收回成本并得到盈利，就得向下一卖官，就得贪污受贿。因此层层卖官，上行下效。从受到查办的案件来看，近年来官员犯罪出现了以下特点：第一，官员犯罪人数逐年增加，职务别越来越高。
据统计，从1993年到1996年，全国纪律检查机关查办案件年递增9％左右，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政干部年递增12％左右。
2001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从1998年到2003年，５年来检察机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２０多万起，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１２８３０人，其中有曹秀康案、胡长清案、成克杰案、慕马案、李嘉廷案、丛福奎案等涉及省部干部的大案。
2003年3月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这一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207103件。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5541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12830人。
2004年3月十届人大会四次会议上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9562件43490人，代表国家提起公诉22761件26124人。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大案18515件，其中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123件。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728人，其中地厅干部167人、省部干部4人。大案要案占立案总数的53。7％，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2005年3月十届人大会五次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这一年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3757人，比上年增加0。6％，其中涉嫌贪污贿赂犯罪35031人，渎职侵权犯罪8726人；共提起公诉30788人。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1275件，比上年增加4。9％。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960人，其中厅局198人、省部11人；已提起公诉1980人。
我们不仅要看到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一年又一年的增加，还要看到犯罪金额年年在大幅度提高。几年以前，几万元就立案，现在这样的事就不能进入高检案件的数字之中。
第二，领域广，金额大。腐败现象已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人事领域、司法领域。
80年代贪污受贿10万元的一般判死刑。90年代初期贪污受贿30万元以上的可以留下性命。90年代中期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可以不死。到新世纪贪污受贿500万以上的的居然判无期徒刑或死缓。
令人不安的是，自上世纪中期以后司法腐败不断滋生和蔓延起来，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搞司法腐败的不仅有法官，也有检察官，有些反贪局的检察官也搞腐败。在法院，搞司法腐败的不仅有基层法院，也有中和高法院的中法官和高级法官，甚至有高级法院的副院长、院长。不仅有单个的腐败分子，在有些地方还有成群、成窝的腐败分子。
如已经被揭露查处的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辽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歧、沈阳市原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副院长福全、焦玫瑰和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原院长刘实等人的腐败大案，令人触目惊心。一位研究法律的专家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腐败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