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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答：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其中有这个意思，我在经济领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领域是保守者。我现在有改变。我在四川工作时，一位陕西工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经济上您是反左的，政治上您是反右的”。后来我跟别人说过这封信，说这两句话有道理，承认我是有这种想法。到北京工作后，我还是不赞成政治上搞得乱糟糟的。有人说我赞成新权威主义。我不知道新权威主义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吴稼祥。有几个学生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他们很欣赏美国的民主。认为台湾比大陆民主。一位台湾教授教训这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应当了解一下台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强人政治，稳定一个时期使经济得到发展，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民主。
1988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里。小平提到方励之。我就把上说的事讲给他听。我说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发展经济。他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但是，大陆不是台湾，邓小平不是蒋经国。邓小平有足够的权威，但他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威来结束专制，反而加强了专制。是邓小平不如蒋经国开明、果断，还是大陆的民主化条件不如台湾成熟？也许兼而有之。但不管怎么说，邓小平这么高的权威，都没能结束专制，在他以后，中国还会有强人政治吗？还会有能够结束专制的专制者吗？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一说所谓“北京共识”问题。有人为了与“华盛顿共识”相抗衡，提出了“北京共识”。说穿了“华盛顿共识”就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北京共识”就是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其实，在权威政治条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有权力垄断下的市场经济。本书第七章已分析，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是中国当今一切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人们对它已深恶痛绝，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共识”。
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造就了腐败，有人不是归罪于强权，而是归罪于市场经济。进入新世纪，批评市场经济的言论日益强烈，新权威主义的声音又大了起来。由此引出国家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行政垄断性大公司左右中国经济；在政治上，加强政府权威，扩张政府权力；在意识形态上，加强思想垄断和舆论控制；在社会控制上，迷信警察，对不同意见实行镇压。有识之士认为，这是当今中国的危险，也是最令人忧虑之处。
事实上，自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已经转化为常人政治。中国再不可能出现邓小平、蒋经国那样的政治强人。也不可能有邓小平、蒋经国那样的权威。进入中国最高层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他既没有在血与火的战争中获得功勋，也没有在非凡的政治风浪中得到荣誉，他走上高位又不是民意选举的结果。他们没有政治资本。想平地起高楼，通过宣传手段和组织手段人为地制造一个新权威，这是不可能的。硬要这样做只能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今后只能是常人政治。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一个既定的理念行事，他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
由于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使得改革的结果和原来的期望扭曲，对改革成本的负担和成果分享扭曲。那些为改革支付成本大的阶层很少分享到改革成果，成为弱势群体；为改革付出成本小的阶层却享受到最多的改革成果，成为强势群体。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中国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难所在。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发展民主力量，用民主力量制衡强势群体。对政治家来说，民意是最重要的力量，但中国领导人不是选举产生的，民意对领导人的进退不起作用。对领导人进退起重要作用的是他周围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常人一旦成为领导人，就可能成为强势群体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所以，常人政治必须以民选为基础，否则，社会就会更不公平。
如此说来，中国未来民主化最根本的还是社会上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只要民主力量发展了，在各种政治力量中成为一支强大力量，足以影响社会合力的指向。到这时，善于审时度势的掌权者就会因时就势，果断地作出决策，加速民主制度建设。
经济市场化是民主力量发展壮大的一个条件。中产阶的壮大，某些政府行为逐渐回归社会，封建专制思想的逐渐削弱，契约关系逐渐代替行政关系，乡村选举的民主实践，党内民主化的逐渐加强，现代政治文明的传与普及，宪政思想逐渐变成施政行动，等等，这些都是民主力量发展和壮大的条件。当然，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将会伴随着种种政治斗争和曲折。
我并不期待再出一个蒋经国，用他的权威地位一下子将专制转向民主。我认为从专制走向民主可以分步进行。我曾多次说过，可以分以下三步：第一步，在中国共产党内加速民主化。如各党的领导人（直到中央总书记）由全体党员直选，党内先搞三权分立。第二步，党内派别合法化、公开化。不同的派别向全体党员亮出自己的政策，争取党员的选票。第三步：多党竞争，其中有些党派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派别发展起来的。
附录：
本书作者按：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访问越紫阳时，曾承诺在世纪内不向外透露访谈内容。我忠实地遵守了承诺。现在进入新世纪已有四年，赵老身患重病，趁他健在的时候我将三次访问的记录公布出来，给历史留下一个见证。
附录一：一访赵紫阳
时间：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６日上午９时至１２时１５分。
地点：北京灯市西街富强胡同６号。
这是一个复合四合院，由南院和北院组成，是赵下台后的住处。赵的家人住在北院。门窗油漆一新。门外有一个小牌，上写着“非开放单位谢绝参观”。院里有几个战士看门。战士们住在南院的南屋。
南院的北屋就是赵的办公室兼会客室。我们就在这里交谈。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上散乱地放满了文件。写字台前后墙上各有一张挂毯。前面是草原上一群奔马，突出的是一匹白马和两匹赤马。后面是绿树丛中几只鹿。赵养了一只白毛狮子狗，白毛已经发灰了。我们走进这个办公室时，他把小狗抱起来，放在写字台前面的桌子上。我们谈话时，小狗一直蜷在那里。
赵红光满面，气色很好，动作敏捷，看不出老态，不像７６岁的人。只是头发全白了。他记忆力好，思维很严密。
就我提的问题，他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
赵的老乡宗凤鸣先生把我介绍给赵，并一起听赵的谈话。
问：中国共产党历任总书记下台都是要作检查的。而您下台却没有作检查。您能否结合您在“六四”前后的经，谈谈自己的想法？
答：关于“六四”问题，北京的老百姓都很清楚。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主要谈我在“六四”前后的经。
这个发言海外报纸去年都发了，你可能看到了。现在再谈，也没有这个发言详细、准确。
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讲事实过程，讲我处理这件事的过程和争论。
我去朝鲜访问前没有明显的争论。当时提的方针，包括不激化矛盾的方针，邓是同意的。李鹏同志内心可能有想法，但我去朝鲜前也没有表现出来。争论出在我从朝鲜回来之后。
我去朝鲜前学潮是向缓和方面、平息方面变化的。学生之所以集会，主要是悼念胡耀邦。我主张不要干涉学生悼念活动。学生悼念的要求不能说不好。他们在外面悼念，我们在人大会堂里面开追悼会。追悼会开完后，耀邦的灵柩顺利送到八宝山了。学生没有理由再闹了。我认为，只要我们以后的工作不犯错误，事件可以平息。因为我觉得不会出大问题，可以走了，才放心去朝鲜了。
李鹏送我到火车站，问我有什么交待没有。我说，就这么几条：一是耀邦追悼会结束了，要恢复正常秩序，要复课；二是不要激化矛盾，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