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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０日，周恩来总理找几名清华大学学生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听取学生对清华“文革”怎么搞的意见。本书作者是参加者之一。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提到他在７月２９日的讲话中把一个词用反了。周恩来谦虚地说：“我讲的话不一定是对的，要一分为二。”不懂世事的我当即问他：“对毛主席的话要不要一分为二？
”他很明确地强调：“对主席的话不能一分为二，因为他的话已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过的。”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对这句话印象十分深刻。周恩来这句话和“句句是真理”不是如出一辙吗？
二十多年来，中国用一个脑袋的思考代替了十亿个脑袋的思考，用“最高指示”的约束代替了法律、道德、宗教的约束。
中国的思想禁锢了二十多年。现在终于砸碎了精神枷锁！
枷锁一旦砸碎，就出现了势不可挡的汹涌浪潮。这浪潮有冲跨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思想堤防之势。
这股浪潮当时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在内部，是理论务虚会议；在外部，是“西单墙”。
理论务虚会是由叶剑英提议召开的，也可以说是“凡是派”的挑战引发的。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即１９７８年９月，《红旗》编辑部写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回击。文章虽然也讲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整篇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文章不反教条主义，而大批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说这种言论是“海外奇谈”。
《红旗》编辑部将它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去征求意见。哲学所提出了六点不同的看法。《红旗》编辑部将它和哲学所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叶剑英看到后，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这个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到２月２２日（中间春节休息了５天）。这一阶段强调拨乱反正的主题。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邀请中央和北京的１６０多名理论宣传工作者参加。各省市还派出了联络员。与此同时，许多省市也召开了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从３月到４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中央军委和各省市的宣传部长也参加了会议。参加者有４００多人。
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讲话，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他还指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他指出，当前摆在理论宣传工作者面前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另一个更重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的新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的实践相结合。胡讲话后宣布这次会的领导小组名单：胡耀邦、胡乔木、黄镇、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共１１人。会议分五个小组。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共出了２６４期《简报》，刊登与会者的发言和综合报道。但涉及高层领导人的材料没有上《简报》。《简报》散布范围很广，传阅者更多，在海内外影响很大。
这次理论务虚会是集中批判“两个凡是”的大会。它涉及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斗争问题；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我们还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一些过去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进行讨论。
在当时看来，有一些发言是惊世骇俗的。第三组副组长王惠德说：“建国快要３０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挡不住的。”这个组的组长周扬说：“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上、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史学家黎澍批评毛泽东过早地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不讲条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联系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说：“这些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毛主席就是不懂经济。”国际问题专家宦乡直接批评“评”：“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有的文章根本上错了，文风也特别坏”，他分析了“评”对国内政策路线的恶劣影响。（注：“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表的篇批判修正主义权威文章，是由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人撰写的，最后经毛泽东审定后发表的）。发言最尖锐的还有鲍彤、阮铭、李洪林等人。他们发言之大胆，使人震聋发聩。
理论务虚会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清算。它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危及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危及了它的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它将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冲开了一个大缺口。
并不是所有的人在会上都解放思想、畅所欲言。1979年1月3日，务虚会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胡乔木在传达华国锋2日讲话时说，当前党内党外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三股风，形势比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时还严重。事后胡耀邦找胡乔木谈话，婉转地指出了他对形势的看法不正确，说有三股风是不合适的。胡乔木表示接受胡耀邦的批评，并对“三股风”之说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后来他不仅坚持有“三股风”，还又加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大概是后来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来源。
在下面，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看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我记得我们听这个会的传达时，两位年长的记者愤慨地站起来说：这不是全面否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吗？我们都错了吗？北京街头出现了《必须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义》的小字报，说“务虚会是胡闹”、“乱子是务虚会这帮秀才们闹出来的”，“连毛主席都可以议论了，难道还有什么禁忌吗？”和理论务虚会提出相类似问题、并且有更大冲击力的的是“西单墙”，二者的时间也大体相同。“西单墙”又称“民主墙”。理论务虚会是上层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力量的冲击波，“西单墙”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受旧体制之害最深的底层群众的冲击波，二者构成了中国七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西单墙”，是从电报大楼到西单路口的两三百米的一段临街墙。高约两三米。墙内有一座灯光球场、电车停车站等公共设施。那时没有民航大楼、图书大厦和文化广场等建筑。路边没有摊贩。这里是北京的闹市中心，距天安门广场也不很远。是向公众发表意见的理想场所。
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以来，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也不知道从谁开始，这里贴出了大字报、小字报。在我的印象中，最早是贴出了被禁止发行的一期《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登载了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天安门诗抄，还发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评论文章（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撰，经胡耀邦审阅同意），引起主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极大不满，汪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杂志全部收回。人们就在“西单墙”上贴出了这期杂志，成千上万的人便涌去观看。后来很多人贴出小字报、大字报发表意见，越贴越多，几百米的墙全被贴满，而且每天都是新的复盖旧的。看大字报的人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