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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冤假错案从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前就开始了。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有４６００多名“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以后加快了这项工作的进展。他在１９７８年９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我在这里列举一下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两年间重大案件的平反，就可以看出其决心和声势：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１６日、１９日，上海市分别为金仲华、周信芳、郑君里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金仲华是原上海市副市长，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周信芳是著名京剧艺术家，郑君里是著名电影艺术家。
他们都在文革中被加上了种种罪名，迫害致死。
１９７８年９月８日，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部队党委召开２５０万人的全省广大会，为“滇西挺进纵队”和“云南特务组计划”两个全省性政治假案平反，为受迫害的军内外干部、职工恢复名誉。在这次大会以前，省委对“滇东北游击队”、“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和“摧资兵团”等冤案假案已作了公开平反。
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１日，山西省为话剧《三上桃峰》事件平反。这个剧本在文革中被定为“大毒草”，一大批人受害。
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９日，宁夏召开大会，为在１９７０年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平反昭雪。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５日，辽宁省推翻“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假案，９０名党政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得到平反昭雪。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常委扩大会宣布：１９７６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为此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从１６日到２０日，浙江、江苏、河南省委也开会决定，为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在南京、杭州、郑州参加同样活动而受害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６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全国各地党委给最后一批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１９７９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从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到２月５日，在上海进行的全面夺权、并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活动。在“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所有被迫害的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以及一切假案、错案、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一大批过去按“历史反革命”对待的起义、投诚人士重见天日。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２日到２４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的政策。
统战部长乌兰夫指出，“四人帮’在民族资产阶人士中制造的假案必须平反，错案必须纠正，冤案必须昭雪。从此，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和他们的子女得到解放。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会评审，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子女，家庭出身一律定为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这一决定，又使几十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们重见天日。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彭真是文革前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六号囚室被关押多年。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２日，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召开追悼会。翦伯赞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８日被迫自杀。在追悼会上，他的冤屈得到昭雪，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８日，为文化部平反。推翻了加在文化部头上的“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些都是毛泽东对文化部的批评）几顶帽子。推翻了“文艺黑线”的说法。文化部的主要负责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也彻底平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总政阎王殿”这一冤案使得总政治部几十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长期被关押、受审，有的被迫害致死。百分之十以上的总政干部被赶出总政机关。
１９７９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肖劲光将军曾任海军司令，文革中受迫害。这次彻底平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各族人民宣布，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制造的内蒙三大冤案－－“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新内人党”经党中央批准，已彻底平反。
同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知》。“三和一少”是指，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三降”，是指向帝、修、反投降，“一灭”，是指扑灭民族解放运动，二者构成了外事战线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这一平反，为日后的对外开放扫除了一定的思想障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６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系统大会，乌兰夫部长在会上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统战系统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消两个文件的报告》。这就推翻了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十七年的教育黑线为主，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
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南京部队党委为优秀教练员郭兴福平反的决定。在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大抓军事训练时，郭兴福成为全军的标兵，在文革中惨遭迫害。
１９７９年４月３日，总政治部决定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底平反。谭政将军原是总政治部负责人，被林彪等打成“谭政反党宗派集团”。
１９７９年４月４日，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委为“以黄罗斌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篡夺白银公司领导权”错案彻底平反。这是六十年代中期“四清”时的错案。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５日，《解放军报》报道，中央作出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在１９６８年被打成反党集团。一大批人受到株连。
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６日，中共上海市委为文革中的一大冤案－－上海地下党案件彻底平反昭雪。
１９７９年６月８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的审查报告认为陆定一同志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有“内奸嫌疑”，是错误的，应给以推翻。文革前陆定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一号囚室多年。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３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年多来为过去受迫害的８００多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恢复名誉。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１９５９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给以平反。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