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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已经七十七岁，怕出现毛泽东、斯大林那样晚年的接班人危机。把胡、赵推到第一线，有利于他身后的权力交接。
但是，这种领导体制，有名义权力的人的没有实际权力，有实际权力的人没有名义权力。而且第一线和第二线难免发生矛盾。一旦第一线和第二线发生矛盾，势必是有实权的第二线，更换没有实权的第一线。再加上第二线的邓小平和陈云“谈不拢”，在第一线的工作的领导人就更难了。所以，“邓胡赵体制”是一种不能长期稳定的体制。
然而，不管第一线的领导人是否稳定，在邓小平这个重量级的政治强人把握下的领导集体，终于演出了中国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十分壮观的历史活剧。
第二章选路――中国向何处去
如本书导言所述，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人有四种可能的选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全面继承毛泽东的路线；政治体制基本保持毛泽东时代的状态，经济上回到五十年代；政治体制基本保持毛泽东时代的状态，经济上走市场化道路；政治和经济全面改革，即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由于粉碎了“四人帮”，批倒了“两个凡是”，第一种选择已不可能。第四种选择，即主张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彻底改革政治力量微弱，处于边缘状态，不能成为左右形势的力量。所以，政治斗争只能是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即在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之间发生。而这两个阵线在政治改革上基本是一致的，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回到五十年代，还是实行市场化改革。也就是说，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不过，主张搞计划经济也不完全是五十年代的模式，而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即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采取一点市场调节手段。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也不是一下子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是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明确的。
第1节从《陈云文稿》到“党校事件”
陈云阵线先下手为强，抢在《邓小平文选》１９８３年７月出版之前，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就出版了《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在党内发行。当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在推广之中，城市经济还处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之中，城市经济改革的大幕还没有拉开。
按照通常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选一概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辑。但《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却由邓力群主持下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持编辑。急用先学。针对当时选择改革方向的需要，《陈云同志文稿选编》收集了陈云从１９５６年９月到１９６２年的文章和讲话，共２３篇。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又遭到严重挫折。陈云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观点，提出了许多切实的主张，包括必须改进当时中国经济体制的建议。这些建议，不是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市场调节；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小自由。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来源。邓力群在《前言》中指出：“他的观点和主张不仅在那时是正确和可行的，而且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和可行的。”这就是说，陈云这段时间的论述，对于即将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成为指导思想。１９８１年１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又在《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基础上，开始编辑《陈云文稿选篇（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增补了篇目，扩大了发行范围。
按照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集出版，报刊都要发表专论，号召全党学习。有关单位也要请人作学习辅导报告。因此中央党校校务委员、第一副教育长兼理论室主任吴江，请邓力群给党校学员作辅导报告。其所以请邓力群作报告，不仅因为他是《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编辑者，而且他在“文革”前帮助陈云做过一些文字工作，为陈云起草过一些讲话稿。
中央党校（一度称为“高党校”）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对提高与统一全党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每当历史紧要关头，都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任校长。延安整风时是毛泽东，进城后是刘少奇。粉碎“四人帮”后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胡耀邦被华国锋推荐为第二副校长（当时冯文彬是教育长，后为常务副校长）。１９７７－１９８２年间，实际是胡耀邦主持工作。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党的高中级干部。
到这样一个重要地方作报告，邓力群作了认真准备。他讲的题目是《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他在中央党校一共讲了四次，听讲的学员是在党校学习的高中级干部。邓力群口才好，逻辑清晰，能吸引听众。但出乎吴江意料之外的是，学员听了这四次讲演之后议论纷纷，意见很大。事后，校方召开座谈会，了解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听众对经济工作本身有意见。这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中高级干部，特别关心经济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统购统销，指令性计划，把经济越搞越死。报告说，“调整是关键”，“改革服从调整”，改革怎么能服从调整呢？
农民自发起来的改革，你能拿“调整”把它挡回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怪，２０多年了，还是在这个怪里折腾。总之，大家都觉得我们的经济体制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在哪里，报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正在拨乱反正，大家对邓力群神化个人很反感。邓力群在报告中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听众说，这把陈云同志提得过高了。邓力群还在报告中说，陈云同志“政治强，党性好，道德品质高。”听众说，这样评论党的高级领导人不符合报告人的身份。听众还不满意报告人在讲陈云经济思想时，常把自己摆进去，说自己跟陈云如何如何。
吴江向学员作了些解释，以缓和学员的情绪。他没有向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报告。但是，听报告的学员中有人向中央作了反映。这在中央党校是常有的事。学员中“通天人物”很多。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是学员的权力。
不久，邓力群说党校有人（首先是指吴江）向中央写信批评他。吴江没有介意。但事情还在发展。
１９８１年６月，党校《理论动态》２８２期发了一篇文章，题为《谨慎谦虚和实干精神》。这篇文章是孙长江写的。
文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的事业需要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作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2005年夏天，本书作者到首都师范大学孙长江家串门时，孙长江拿出了这一期《理论动态》给我看，文后还署有孙长江的名字。孙长江说，《理论动态》上这样的文章通常是不署名，不知这一篇怎么写上了他的名字。
这篇文章是党校副校长冯文彬建议写的。是针对当时这样一种舆论：认为华国锋为人厚道谦虚，做事也比较谨慎；而新领导人胡耀邦说话随便，不够谨慎，很可能把事情搞糟。开始打算让阮铭写，后考虑阮铭笔锋太凌厉，就由笔锋较柔的孙长江写。孙写成后胡耀邦很满意，吴江也说不错。但是，过几天上面传来消息，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质问胡耀邦：“耀邦同志，我是支持你的，听说你那里有人写文章批评我。”胡耀邦急忙否认：“这不可能。”过去《理论动态》发表重要文章，《人民日报》都要转载。这次人民日报接到电话：“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不能登！”原来，有一个人把这篇文章送给胡木、邓力群，邓力群送给了陈云，“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由此产生。吴江、孙长江、阮铭受到中组部的调查。吴江从外地出差回来后找中组部长宋任穷，问调查他是为什么事，还对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作了解释。宋任穷说，调查是正常的干部考察，与文章的事无关。但他从抽屉里拿出另一期《理论动态》（２６９期），上面有一篇题为《跳出子想问题》。宋任穷指出其中的一段文字让吴江看：例如，曾经行之有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安排，在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下，的确是比较适宜的，它的许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