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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于权威政治和市场经济并存，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和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的恶性结合，使得中国社会空前腐败。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盟，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也加剧了弱势群体的反抗。在权威政治体制下，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合法渠道，社会冲突将会加剧。因此，后邓时代是一个高风险时代；
第四，真理的旗手已经从执政者转向民间及其代言的知识分子。这包含两重意思：一重意思是，“政教合一”的大厦开始崩塌，权力中心不再是真理中心；另一重意思是，官方意识形态不仅丧夫了神圣性，也丧失了可信性。因此，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在对知识分子实行打压时理不直，气不壮，他们的打压指令常常用口头传达，而不用正式文件。对一些良知未泯的执行者来说，他们做的只是一种应付上的职业行为。“极权主义的原动力已经衰竭”，“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在这一点上，后邓时代类似于哈维尔说的“后期极权主义”。
第五，从强人政治转向了常人政治。最高执政者再不是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而是靠机遇、性格、才能、品质走入最高层的普通人。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既定的理念行事，他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推动下作为。他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对社会现实需要的判断，决定于对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方向的判断。如果他只是在社会合力的左右下行事，他将倾向社会强势群体的利益，使社会更不和谐；如果他用手中的权力资源和政治智慧来协调、组合、限制某些政治力量来实现社会公正，他就会成功。
第六，中国更加融入世界，自从成为ＷＴＯ成员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来自国外的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涤荡着中国的史积淀，更多的人类文明的成果进入中国。当然，中国也更容易受到世界风潮的侵蚀。
在后邓时代，由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政治体制还没有改变，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日益尖锐，民主化的要求日益紧迫。后邓时代的政治光谱和邓小平时代有所不同，能量最强的邓区和陈区已经合并，成为权力中心。最左端是新专制主义，最右端的是新自由主义。新专制主义以改革中形成的行政垄断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经济为基础，新自由主义是以改革中形成私有经济为基础。在两极之间是广阔的中间地带。由于中国的民主问题还没有解决，权力中心在光谱上是偏向左边的。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除了具有周期性以外，还具有无序性。前面谈到，由于改革的目标不同，因而有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实际上，所谓“两个阵线”这只是一个模糊的划分，界限不严格，也不清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一条纪律：党内不能搞“小子”不能搞“非组织活动”。所以，我说的“两条阵线”或“两支队伍”，只是政治倾向上的一致，没有组织上的结盟，没有公开的派系活动，至于背后串联、沟通及其它活动，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由于两个阵线不能组成合法的党派，不能公开、透明地进行合法斗争，他们的斗争只能以非程序、非法律方式进行。邓小平、陈云两人对中国改革的目标意见不一，他们总是“谈不拢”。邓小平为了摆脱陈云的掣肘，不开常委会
（胡耀邦说：“常委会很少开。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邓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找胡耀邦、赵紫阳谈，让他们去执行。陈云想开常委会，是希望有说话的地方（赵紫阳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见附录）。不开常委会，陈云有话无处说，只有通过他周围的人以种种形式向邓小平下面的人施加压力，挑起斗争。由于邓陈两人既不能向公众挑明他们的分歧，进行有程序的合法竞争，让广大群众作出选择；又不能以常委会的形式，通过小范围的民主讨论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识，从而付诸执行，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一是两种力量在暗中相互掣肘，使得某些改革政策左右摇摆，某些改革进展困难，贻误了时机；二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十分困难又十分危险的条件下工作。他们处在“一仆二主”的尴尬境地，两方面相互矛盾的看法都得听取，两方面都不能得罪。两位总书记不合乎法律程序下台，政治斗争缺乏程序是一个原因。这种非程序、非法律形式的政治斗争，不公开透明，局外人感到扑朔迷离，不可琢磨。广大群众无法自觉、自主地参与其中。由于不知内情，群众不是缺乏热情，就是他们的政治热情被某种政治势力所利用。就邓小平而言，他尽可能避免和陈云发生正面冲突，也不愿意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他怕政治斗争影响改革。就陈云而言，他是一位具有柔性的政治家。当他看到计划经济大势已去时，并不坚持己见。陈云虽然和邓小平在改革目标上有不同的看法，他只是从旁边施加影响，希望自己的意见得以实现，但从来没有取代邓小平成为第一把手的企图。
由于邓陈双方都不愿意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之间的斗争只能像打太极一样，又柔又粘，但却很有力量。
3、意识形态的斗争
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从批评“两个凡是”到真理标准讨论，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在经济改革领域，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是改革进与退的焦点。如搞商品经济还是搞产品经济，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允许不允许搞私营经济，搞不搞经济特区，都有意识形态防守与突破。
为什么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如此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近期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对这些，它千百次地向中国人民承诺，而且写进了届党章。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它的这一诺言，这是它领导地位合法性的理论根基。所以，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就必须坚持原有的意识形态，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要改革开放，就必须突破马克思主义某些根本性的教义。本来，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战线就应当有这样一种责任：既要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作出诠释，又要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武器。但是，由于这两项任务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够找到二者兼容的答案，这一“数学方程式”本身是无解的。既然选定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的理论只能来自西方现成的市场经济理论。众所周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势同水火的。这样，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势必要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
改革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改革前一样，依旧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条。这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也是其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落实这一条，就成了意识形态战线的职责。所以，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们，就成了原有意识形态的守护神。既然原有的意识形态是市场取向改革的障碍，那么，这些意识形态的守护神们，很自然地就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成为改革年代的保守派。
从共产党国家的传统来看，意识形态执掌者总是处于日丹诺夫的地位。他们对西方意识形态有着强烈的排斥。对国内的文化进行严格的控制，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和迫害。（注：日丹诺夫是上世纪３０年代－４０年代苏联共产党意形态主要负责人。他的指导方针是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不断地进行批判斗争，不允许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动不动就将学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迫害。日丹诺夫虽然于１９４８年去世，但他后继有人，影响深远。）有人说康生是中国的日丹诺夫，康生死后，胡乔木、邓力群就继承其地位。日丹诺夫主义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也是极权制度的工具。
由此，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和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件具有法律效能的武器，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又具有政治优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