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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的只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私营经济，其中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曲折而复杂。而将国有企业改变为非国有企业，其中的斗争更为激烈尖锐了。一方面，反“私有化”的斗争时刻没有停止，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每时每刻都在向前推进。
由于在中国政治条件下反对“私有化”，有着话语优势，所以，中国国有企业的“变性”，是用“抓大放小”、“国有经济战略重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资”等等名目进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上升。左派政治势力不能容忍这一情况，他们通过“万言书”的形式，不断地向中共中央和向国内外发出强烈呼声，希望扭转私有化的趋势。
第一份万言书：１９９５年初，题目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这份“万言书”对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的现实深表忧虑。文中指出：“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份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有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成公开的资产阶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
这份“万言书”使得不少私人老板惊恐万分，有人向国外转移资产，为自己开了一个“太平门”。
第二份万言书：１９９５年夏天。题目为《未来一二十年内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这里篇文章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主要内容的，但文中还强调“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潜在着激化阶矛盾的可能。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的措施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主体地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事实再次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上升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第三份万言书：成稿于１９９６年末至１９９７年初，题为《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
文章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996年11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学习心得，内容是针对关于所有制的传统理论。这篇东西很快受到一些坚持传统理论人士的批评。在批评者散发的厉有为的稿件前面，批评者加上了这样一个按语：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的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做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企图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敢于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18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居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表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说了一句话：在学习讨论中没有禁区。从而为厉有为解了围。
不管左派怎样反对，私有化在中国已是不可逆转。二十世纪末，在国有企业在种种的改革名义下，相当多的企业国有资产全部退出，国有企业变成了民有企业。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个过程有加快之势。这是国有企业大规模的私有化潮流，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世界少有。
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情况（以工业总产值为例）
年代1978198019851990199219941995199619992000国有工业比重（％）77。676。064。954。651。537。334。028。530。5623。5资料来源：按1997年版《中国统计年鉴》413页，1997年版和2001《中国统计年鉴》第401页数字计算。
在２０世纪末和２１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私有化潮流在这里涌动，另一方面，在官方文件和舆论媒体上，又同时进行着反对私有化的强大宣传。这种舆论和现实的扭曲，使得私有化不能够公开地、透明地、民主地进行，常常是少数人的幕后操作。在私有化过程中，企业没有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地方政府也不能真正代表公众的利益，没有完善的私有化法律程序，没有公正的私有化过程。在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者的幕后博弈中，牺牲的是公众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一些企业经营者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国有企业职工一夜之间成了雇佣劳动者。进入２０世纪末，不少学者不断地抨击这种不公正的私有化情况。本书作者也写了几篇这样的文章，呼吁在国有资产重组中，要公开、透明、民主，不能搞黑箱操作，不能由经营者主导。（杨继绳：《权力不能进入市场》，载《经济参考报》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０日；《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公司民有化过程剖析》，载《中国投资》２００２年第１１期，等）
第5节集体化，还是农民自主经营？
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不仅使中国农村贫困不堪，也使农民失去了人身自由。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７９年，安徽省率先突破集体化，搞起了包产到户。农民欢呼，政界骂声四起，安徽四面楚歌。一篇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檄文从四面八方飞来：北京：包产到户是独木桥，几十年的革命证明是中国的死胡同……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江西：要重新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现在真理的山峰上被迫蒙上了迷雾……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山西：《山西日报》计划发表１２篇评论，对安徽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其中一篇已经发出，其余的都已“装膛”。
新华记者赵华胄是一位农业问题专家，１９７９年冬，他先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不仅不让搞包产到户，连包产到组也不让搞。他又到福建，差一点闯了一场大祸。
建瓯县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省里派工作组来“纠偏”，这些被“纠偏”的地方生产都大幅度下降。赵华胄写了《福建建瓯县包产到户走了一条“之”字路》的稿件。《福建日报》收到新华社的通稿以后不敢发表，把稿件送到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那里。廖志高把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林麟找去，拍桌子质问：“你们怎么写这种稿子！”林麟推说：“这是总社记者写的，我们不知道。”过了两天，华国锋在北京农业经营工作会议上说：“我在省里工作期间，做过一些调查。农业许多工序一环套一环，要配套作业，一家一户不容易干。特别是割稻，一个小组没有十来个人干不起来。前面几个人割，后面打禾桶脱谷，还要递稻把子，挑稻禾子……”那时他还是中共中央主席，虽然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但对包产到户还不让步。
当天，参加会议的福建代表就把华国锋这段讲话传了回去。福建省委大受鼓舞。当时正召开全省三干部会，立即向参加会议的干部传达。廖志高在会上说：“新华社的赵华胄很不光彩，偷偷摸摸地到福建来写了建瓯的稿子。我们要组织调查组对这件一事件进行调查。”他还对在场的林麟说：“分社也出一个人参加调查组。”后来因情况发生了变化，调查的事不了了之。
不仅省委书记这一级干部中不少人反对包产到户，农村干部中很多人也反对。他们用顺口溜表示对包产到户的不满：“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