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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这个讲话当时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有人认为“政治改革的春天来了”。紧接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也是在宽松的气氛中召开的，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
此时，一些激进的改革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各家报刊发表了大量谈政治改革的文章。例如，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光明日报》连续三天不惜版面发表严家其、鲍彤、于浩成、张显扬、吴明瑜等人谈政治改革的文章。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文章的敏感和尖锐。严家其《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体问题》，吴明瑜《研究世界政治是改革的需要》，鲍彤《对官僚主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于浩成《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民主化》，江春泽《要从制度上保证劳动者当家作主》，张显扬《官僚主义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吴大英《健全法治是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保证》，高放《要改革，就要重新总结历史经验》，胡华《深批左倾理论，为改革扫清道路》，肖灼基《学术研究只能服从真理》，林韦《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方针坚持下去》。这些文章有着广泛的读者。
面对新的改革形势，保守势力千方百计地抵制。他们以波兰事件为藉口，扭转了政治改革的形势。
1980年７月，波兰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国家过去靠财政补贴维持较低的商品价格。由于财政不堪重负，加上西方逼债，波兰政府不得不减少财政补贴，使肉和肉制品价格大幅度提高。结果，引起了战后波兰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总统被迫下台。在这次工潮中出现了团结工会。它向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提出了挑战。从而形成了团结工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两军对垒之势，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开始动摇。
波兰的政治风云影响到中国。邓小平和胡耀邦对波兰事件持积极态度。我的笔记本上有当时传达的他们两人的内部讲话的大意：波兰人民的斗争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是正义的，苏联这次不敢出兵；波兰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坚持改革；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
但是，陈云阵线却持相反的看法。198０年９月２４日，胡乔木给胡耀邦写了一封关于波兰危机的长信。信中认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象波兰那样的局势”，“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一种巨大力量”；“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对我们也是一个大问题”；“工会可以分为官方工会与独立工会，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其它群众组织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胡耀邦没有及时表态。后来胡乔木让中共中央秘书局把这封信印发各中央机关和政府部门、群众团体。并要求各部门都从各自角度出发，对波兰事件进行研究、制定对策。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９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讨论胡乔木《关于波兰问题的信》，中宣部长王任重说：“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的经验教训，以为波兰的教训很值得吸取。”“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接着，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陈云的意见：“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个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除了波兰事件以外，中国改革中的一些新情况也使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的人不安。农村出现了私营企业，出现了雇工现象，出现了私人搞长途贩运。这些情况引起了一些人的争论。有人指出农村出现了剥削，出现了投机倒把。
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些现象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面对改革中的这些情况，那些要求保持社会主义纯洁的呼声突然高涨起来。这种呼声，是针对当时的改革潮流的，是针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
波兰事件和国内要求保持社会主义纯洁的呼声，使中国的“两个基本点”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从改革开放倾向到四项基本原则。
对陈云来说，当时遇到一个契机，这就是华国锋“洋跃进”造成的经济过热。按照计划经济的眼光来看，就是“宏观失控，经济混乱”。遇到这种情况，计划经济的办法就是“收”，即“调整”。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这是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是研究经济调整。即调整“洋跃进”造成的经济过热。１２月２６日，陈云作了《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主题报告。这个报告共讲了十四个问题。
谈到利用外资时，他强调“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有警惕”。谈到经济形势时，他说：“经济形势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不稳定。”“改革要有利于调整”，“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他批评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他强调：“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因此，对许多方面，在一定的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北京，第２４８－２５１页）
邓小平在这个会上作的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对他的《党和国家领制度的改革》来了一个大转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对于他三个月以前讲的“党国家领制度的改革”，他作了新的注解：“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但是，大家翘首以待的“完善的条例”一直到他逝世时还没有出来。这是后话。
在这之前，以翁永曦为首的四位青年上书陈云，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２４字方针。陈云很欣赏这个建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表示赞同。并提出经济上调整，政治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由于陈云的看重，翁永曦一下子被提拔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成为副部干部。改革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人，把他在文革中打老师的问题端了出来，翁永曦被贬到安徽一个县里。但翁永曦不甘寂寞，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记者把他的看法写成内参，邓小平看到了批示道：怎么这个人又出来了。这一次，翁永曦的品芝麻官也丢了。翁永曦是一位很聪明的年轻人，不幸成了邓、陈较量的“棋子”，听说他后来下海经商，还有成就。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接受了“缓改革”的建议。在经济改革中，坚持计划经济，坚持“指令性计划”，一些坚持“商品经济”看法的经济学家受到批评。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当时最突出的事例是对《苦恋》的批判和对青年诗人叶文福的批评。叶文福原来是军队里的诗人，他的诗作《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尖锐地批评了军队里高级干部的特权现象，因而被迫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