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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左”不是好的。在改革年代，激进改革者被说成右，顽固保守者被人称为左。中国的改革过程应当以反左为主。这是时代决定的，也是改革的任务决定的。赵紫阳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提出了“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说法（１９９５年赵对本书作者说“我已经改变了。”）。这就是政治上排除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经济上排除改革开放的阻力。赵紫阳的这两句话反映了当时一些领导人的思想和作法。胡耀邦不同，他主张在经济上反左，在政治上也要防左，反左。
从中国改革总的要求来说，胡耀邦是对的。但他由此就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
当时，胡木等人总是想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篇社论就是批评这种倾向，阐明了多年来左倾路线影响的危害，因而触及了左派的痛处。他们向邓小平告状，说这篇社论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反左，有２０多处，却连一处反右也没有。”“讲党的历史只讲‘左’的危害，没有讲陈独秀右的危害，王明后期右的危害。文章似乎给人一个印象，二十年来一贯‘左倾’”他们认为应该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邓小平找一些人来谈这篇社论，邓小平说“总的说，问题不大，不像反映所说的毛病那么大。那些同志把问题看得太重了。
”“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但是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这就实际上给左派以口实，以便他们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来取代中央的“以反左为主”的方针。胡木等人像得到了尚方宝剑一样，决定马上向全国通报。表面上是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胡耀邦。通报强调反右，还说“要注意，右的方面的东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动的言论一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梅行给《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打电话，要他承认这篇社论错了。并劝胡绩伟不要说这篇社论是胡耀邦主持撰写的。胡绩伟理解为，这是要他承认错误，以便证明胡耀邦错了。胡绩伟想：当时中央已经研究撤销华国锋党的党中央主席，改选胡耀邦继任。如果胡乔木把这个通报发到全党，必然使大家认为胡耀邦在大政方针上出了错误，可能影响对胡耀邦的选举。因此，胡绩伟给胡乔木和邓力群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这个通报牵涉较大，搞得不好会不利于安定团结，希望三思。”后来这个通报没有发，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不得而知。“社论风波”就此停息。
进入１９８３年，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明显的成效，但城市改革的动静不是很大。要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将改革向城市全面推进？邓小平主张改革可以向城市推进。陈云阵线的意见认为，还应继续贯彻“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全面总体改革应放在“七五”计划期间。胡耀邦按照邓小平和意见，千方百计地将改革向城市推进。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０日，他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报告，题目是《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话提出“从实际出发，全面而有系统地改革，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防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胡耀邦在讲话中还强调：“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1月21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公开发表了这篇讲话摘要。
这个讲话触怒了陈云和他的追随者。尽管胡耀邦传达的是邓小平的意见，但在组织上他被人抓住了辫子。当时党的另一重要领导人赵紫阳出访未归，而涉及这样重要问题的讲话，他又没有和其他人协商并取得共识。胡耀邦这个讲话引起了一场争论：是改革服从调整还是调整服从改革？
按常规，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应当以党的文件全文发下去。但胡乔木不同意发。习仲勋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有中直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形成文件发下去，党的史会留下一个空白，怎么向后人交待呢？”胡木仍然坚持不发。为什么胡木敢这样坚持？他认为讲话全文没有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向邓小平谈了这个意见，邓小平说：“这么重要的讲话为什么没有四个坚持？这个稿子不能发。”后来，经过胡乔木修改，加上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胡耀邦的讲话还是发下去了。
2月16日（大年初四），胡乔木让当时《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王若水去他家中，对胡耀邦这个讲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人民日报》宣传了这个讲话。胡绩伟回忆说：“乔木的谈话那样声色俱厉，好像把他对耀邦的不满都倾吐出来了。”胡乔木说：“对中央负责同志个人的批示、谈话，不要马上忙于宣传，弄得过份不好。”“中央同志有些讲话是在个别场合说的，根据这些讲话作宣传更要注意。”“中央的某一次会议，哪一个人的某一次讲话，不能作为宣传中心。
”“紫阳同志在耀邦同志离京前，曾当面和耀邦同志谈过，改革要有步骤，不能一轰而起。今年改革要集中到利改税。
改革要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不能一下子都去搞承包。”他还说：“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请我修改，我改了一次，临到走前，我又改了一次。改了不少，还是有问题。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但文件已经发到县上去了。当然，整个讲话是好的。问题是，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有的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开了才几个月，十二大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加政治压力。但耀邦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十二大要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说胡耀邦的报告“把个人利益强调得过份”，“把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放在一边。”听了胡乔木的批评以后，胡绩伟认为：“一个书记处书记能够对总书记进行批评是很好的事，但最好是对总书记当面讲，或者有总书记参加的高层会上讲。而这次，却是背着总书记讲的，而且是专门向自己直接领导的下讲的。这位一再强调党性的同志这次什么也不在乎了。木同志不只批评全面改革，批评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而且给耀邦的讲话扣了一个违背十二大精神的大帽子，指责人民日报根据总书记的讲话进行宣传是头脑发热。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征兆！”（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镜出版社，香港，１９９７，第３２７页）
胡绩伟说的“危险的征兆”变成了危险的现实，并由此引发出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
１９８３年3月１７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财经小组向中常委的汇报会。由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和副主任宋平汇报。小平主持，陈云等老人都参加了。没想到，在会议中间陈云拿出准备好的讲稿，一条一条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起胡耀邦来了。如，胡耀邦曾说过，财政赤字是假的。陈云在发言中说：“国家财政赤字是确实的，不是假的。耀邦。”陈云批评耀邦时，每批评一件事，后面总是像老师对学生的口气，亲切地称呼一句“耀邦”。陈云还批评了胡耀邦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看法，“说‘一五’时期搞１５６项是走了弯路，这种看法不是史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他愤慨地说：“连’一五’都要改？”还问胡耀邦：“还要不要十二大决议？”因为十二大决议中有“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对陈云的批评，胡耀邦没有辩解，不停地点头认错。看来，陈云憋了一肚子话，这次一吐为快，一共讲了条（《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说陈云讲了十条）。陈云还明指胡启立暗指胡耀邦地说：“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陈云批评胡耀邦的语气很重，有的地方用词很尖刻。邓小平没有想到也不愿意陈云会这样批评胡耀邦，有点不高兴，说：“今天主要是听汇报。”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