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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热，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对四项基本原则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也得到了宣传自己观点的讲台。尽管上层两种认识的斗争没有停止，但这种斗争没有公开化，因而也就没有减退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也没有影响方励之等人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
改革进入到１９８６年，虽然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显着提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党政官员中出现了腐败现象，社会风气不好，农村改革停顿，城市改革进展缓慢，出现这些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知识界强烈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和前面介绍的邓小平的谈话是一致的，但对政治改革的目标、途径、方式，认识并不一致。分歧的焦点就在四项基本原则上。自从南京的顾尔镡因批评四项基本原则被处理以后，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隐蔽化了。１９８６年，在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又公开化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政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１９８６年，这些看法允许在各种讲坛上表达。当时各大学的讲演会很多，听众十分涌跃。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到１２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２０多场。
当时，大学生中有四个不满意，一是对改革进展缓慢不满意，认为改革阻力大、效果小；二是对民主权利太少不满意；三是对党内腐败不满意；四是对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状况不满意。从这四个不满意中他们得出四个反思：一是对中国革命根本教训的反思，认为中国革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和资产阶民主的洗礼，因而封建主义在我国根深蒂固；二是对两种社会制度对比的反思，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教，实际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都比资本主义落后，政治上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民主；三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应当广泛吸收西方文化；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不仅不能起指导作用，反而禁锢人们的思想。（船夫：《（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１３８页）
不满的情绪积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反思，使一颗颗年轻的心骚动不安，而他们所尊敬的师长和社会名流，发表的批评四项基本原则的激烈言论，像一杯杯烈性酒，更使他们如醉如痴。他们跃跃欲试，想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一次风暴式的冲击。11月的一次书记处碰头会上，朱厚泽拿出五份新华社反映各地学潮的内部调查材料，希望引起注意。但没有引起胡耀邦、胡启立、石的重视。他们认为不会出大问题。朱厚泽担心，学潮一起来，一定会引起更强有力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但是，风暴还是来了。它的起因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次选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北京迁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集中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群星灿烂，是安徽省最有影响的学府。１１月下旬，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使学生强烈不满。１２月１日，校园内贴出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批评人民代表大会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大家“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从而揭开了这次学潮的序幕。
１２月４日晚，在科大礼堂召开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８名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办成“民主特区”。副校长方励之在会上讲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已经好久了。有好多人说突破口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群众通过这件事表明，我们会找到怎样来进行这场改革的办法的。”他强调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学生们要民主，要自由的决心更大了。
１２月５日，下午１时，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数千名学生汇合游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１２月９日，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２０００名学生冲进了市政府大楼。２０００多名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的活动。这一天科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对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起了不小作用。然而，它只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船夫：《（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１44页）。
１２月７日，上海同济大学校园贴出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游行的大字报，提出“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７日到１８日，上海各校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学潮。
１８日，同济大学出现了《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的大字报。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临。各校都骚动不安，校际间串联频繁，大字报、演讲会越来越多。各高校学生准备１９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
１２月１８下午一点半，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回到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和学生对话，希望能平息事态。事先听说他要来，大礼堂里挤满了人，楼上楼下，台上台下，挤得水泄不通。他座在主席台上指着台下的一位学生说：“解放前我也闹过学潮，那时的市长吴国桢坐在我这个位置，我就座在你这个位置。我是理解你们的。”然后，他开始向学生做工作。但是，他只要讲到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会场秩序十分混乱，学生们先后上台演讲，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希望的和学生对话，无法进行下去。江泽民讲话平淡冗长，一位学生喊：“不要罗嗦！
”江泽民很生气，问这位学生：“你叫什么名字？你敢出来，敢上来吗？”广里传出市长问学生的姓名，不少人为这个学生担心，怕秋后算帐。但这位学生却从容地走上台来，问主持人：“我可以讲两句话吗？”主持人说：“你可以讲三句话。”这位学生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请大家尊重市长。”第二句：“请市长讲话简短些。”第三句话，讲他的姓名、住址和联系电话。他的举止引起了全体鼓掌。接着学生们一个一个地上台发表看法。到下午五点半，江泽民得到了讲话机会。他说：“我一进校园就看到同学们贴的大字报，写着‘民有，民享，民治’……”学生们打断他的讲话问：“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江泽民一下子掌握了主动权，他镇定自若地说：“这是美国第１６届总统林肯在１８６３年１１月１９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话。你们在场的同学谁能背诵林肯这篇讲话的全文？”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回答。这时，江泽民抑扬顿挫地背出了全文，学生们惊得目瞪口呆，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江泽民反过来教育学生：“你们很年轻，只知道西方民主的皮毛，而不了解其实质。”１２月１９日下午，以同济大学、复旦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来到外滩市府大厦。半小时以后又转向人民广场，与交通大学等校的学生队伍汇合。游行队伍打着“自由万岁”、“学生万岁”、“团结奋斗”的横幅，学生们坐在市人大办公楼铁栅栏外，连同围观者，共有数万人之多。晚７时１５分，游行队伍第二次来到市政府门前，要求与市长对话。８时到１２时，副市长叶公琦等与学生代表谈判，没有取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