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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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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批评胡耀邦较多地用共青团的干部。他发言时邓小平“没有听见。”显然,这些批评邓小平并不同意,万里的朋友吴象向本书作者透露,这次生活会,除了批评胡耀邦以外,有人还批评万里和习仲勋。邓力群指摘万里发表“坚持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文章,还指摘万里同意刘宾雁的“第二忠诚”的提法。对这些指摘,被万里顶了回去。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多次约他去打桥牌。12月30日胡耀邦应邀去了,邓也没谈什么,只是为了缓和关系。
  “生活会”以后,薄一波让邓力群起草一个《通报》。《通报》列出了十个问题:1,统一思想问题;2;反对精神污染;3,“四个保证”和“四有”;4,经济工作;5,政法工作;6,外事工作;7,干部问题;9,集体领导和违反纪律问题;10,胡耀邦的表态。前9个问题都是集中罗列胡耀邦方方面面的错误。《通报》作为中共中央19号文件发下去以后,地方对如此匆忙让胡下台还是不理解,又增发了五个补充材料,进一步罗列胡耀邦的错误。第一个补充材料内容是:胡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胡对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自由化的态度,胡只反左不反右。第二个补充材料是关于外事工作问题。第三个补充材料是胡和陆铿谈话问题。第四个补充材料是关于经济工作问题。这些都是出自邓力群之手。由于邓力群在生活会上的发言最系统,这些发下去的材料很多出自他的发言。经济工作问题主要来源于依林。
  胡耀邦看到19号文件很伤心,认为很多与事实在不符,是对他的羞辱。胡启立看到这些材料以后,觉得有问题。
  文件后面还说“耀邦同志作了一些文字修改”。胡启立问耀邦:“这些文件你修改过了吗?”胡耀邦说“我看都没有看过,谁送给我看!”胡启立觉得问题严重,6月2日,胡启立就给赵紫阳和薄一波写了一封信。指出胡耀邦1月15日《我的表态》多处修改,是文件起草同志改的。赵紫阳在胡启立信上批示:“我的意见是:1,同意启立同志意见;2、引用胡的表态,不应擅自改动;3,起草文件的人的违纪行为应当追查。”据说赵紫阳在批示前向邓小平汇报了这件事,邓小平说:“这事要查,查出来干这事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用了14个页码(683-697页)对这件事进行辩解。他说,胡耀邦《我的表态》有一个手写稿,有一个录音纪录。最后以录音稿为准。“以胡耀邦的发言录音为依据,校改了胡耀邦手写的《我的表态》。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这句话没有写主语。主语是谁?是邓力群手下负责整理的人,不是胡耀邦。为什么却写上“已由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呢?
  胡启立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他写这封信是很慎重的。然而,他揭露这件事给自己惹了麻烦。不久,陈云的秘书给胡启立打电话:“陈云同志马上要去南方,走之前他要来看望你。”陈云是长辈,那有陈云看望胡启力的道理?所以,胡启立急忙说“还是我去看他老人家。”说完,放下电话就赶到了陈云家里。见面后,闲聊了几句,陈云突然问胡启立:“你读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吗?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你知道吗?”胡启立本想一条一条地回答,但转念一想,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还会提别的问题。就直率地对陈云说:“您老人家有什么话就直说。”陈云说:“你不懂马列,邓力群懂。以后你不要同他作对。”三年以后,胡启立随赵紫阳下了台,陈云那里送来了陈云同胡启立的这次谈话记录,上面注明“根据录音整理”,让胡启立签字,随后作为文件发给党内。胡启立没有想到他们谈话时背后有录音,庆幸自己没有说什么不合适的话。
  邓力群1987年十三大落选。事隔若干年后的2006年,胡耀邦的秘书李汉平讲了一件令人注意的事:1988年胡耀邦和邓力群两人都到湖南长沙参加刘少奇纪念馆落成典礼。邓力群通过他的秘书刘中海给李汉平打电话,说是首长想看望耀邦。李汉平按耀邦意见回绝了邓力群会面的要求。但邓力群执意要见,再次让秘书打电话。耀邦不好再回绝,只好勉强同意了。两人谈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送走邓力群后,耀邦脸色很难看。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步,饭也不吃。李汉平就陪他一起散步。李汉平问耀邦:“你们谈这么长时间,谈了些什么?”胡耀邦面带忧虑地说:“他要我和他们一起倒赵。”李汉平未加思考地说:“那不好吗,咱们也报个仇嘛!”胡耀邦停下了脚步,严肃地说:“李秘书,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曲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决不能’倒’。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李汉平:《胡耀邦和邓力群的最后一次见面》,原准备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上发表。
  后撤稿)
  “民主生活会”使胡耀邦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胡耀邦对他亲近的人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想把我搞臭。“19号文件”是羞辱(1987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罗列了胡耀邦“在经济工作方的一些严重错误”,1月2日给邓小平的信和1月10日、15日在生活会上《我的检讨》、《我的表态》),其中许多话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青年3000人来,是外交部的申报:到1989年来1万人,常委都圈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3000人。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有?(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第34页)
  有许多重大人事问题都是邓定的,都误会到我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中央,等等。(同上,第39页)
  胡耀邦还说:(生活会)完全是意外突然的。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后,事情就结束了。(生活会上)薄一波的开场白是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谈谈,相互间有什么意见,从耀邦开始。第一个放炮的是余秋里。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没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道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他们还到各省收集资料,并没有收获。只有湖南一位同志讲了点过头话。生平不背后议论人,否则会更不得了。下来后,通看了自己这七八年的全部讲话、谈话和文章,都是已经印出来的,好几百万字。看了三个月,问心无愧。(同上,36页)
  将一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地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同上,38页)
  胡耀邦就对他不公正的处理,还对李锐说:有苦恼,但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不公平。应当还历史本来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目的结论。没有也不强求,去见马克思也是坦然的。当然,死了什么也不知道。……再出来工作已不可能。老夫耄矣。再工作两三年,又能做些什么?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个新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同上,43页)
  胡耀邦为中国改革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改革思想深得人心,他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将这样一位总书记不明不白地推下台,造成了不公平的史,会在群众心中留下什么呢?答案是:对胡耀邦的无限同情,对顽固力量的强烈不满。这种同情和不满,会凝聚成一种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力量将会暴发出来,化成惊天动地的怒吼。
  在解决胡耀邦问题的同时,中共中央对学潮采取了果断措施: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免去管惟炎校长职务,撤消方励之副校长职务;1月13日,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开除老作家王若望党籍的决定,并于14日向王若望和他所在支部宣布这一决定;1月14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知,指出,“不管是谁违犯党的政治纪律,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要受到党纪处分”;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这个决定事后通知方励之,并在他所在的党支部宣布;1月23日,《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开除刘宾雁的党籍。
  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党籍,是邓小平在12月30日同胡耀邦等人谈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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