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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７月以前写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经过讨论后逐步实行。赵紫阳立即设置了在他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由他的秘书鲍彤负责，还调集了一批年青人参与其事。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紫阳和鲍彤不可能跳出“新权威主义”的框子。“新权威主义”是中央研究室吴稼祥等人提出来的，知识界一直持批判态度。邓小平心里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但说不要用这个提法，只照这么做就行了。他同赵紫阳谈了他对新权威主义的这个看法。不过，在赵的思想深处，却有更开放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也无法表达，只好开一系列研讨会，让学者们去说。然而，这么多研讨会造了过多的舆论，社会上以为政治改革马上就要开始了，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保守派冷眼旁观，收集材料，准备一战；改革者不知就里，无从下手。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这种作法提出了批评。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
（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香港，１９９５年，第２０９页）
胡耀邦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同当年在胡耀邦身边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胡耀邦思想虽然解放，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慎重行事。这么多研讨会把政治改革的空气造得过高，而政治改革的实际步子还不可能迈开。舆论和现实的矛盾，有可能造成很大的社会风险。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不管他是不是分管政治改革，他势必要承担风险，他不得不指出这种风险的存在，压缩一下虚张的空气。
第4节从反自由化高潮到“十三大”
学潮，实际是政治风潮。每一次政治风潮，的确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力量起作用。现行制度有问题，有人反对是很自然的事。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群众中有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积累，加上西方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政治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政治制度，群众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想从根本上否定，一是希望加速改革。开始，前一种态度是少数，随着腐败日益严重，政治制度中的弊端日益显露，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停滞不前，很多寄希望于改革的人失去了信心，逐渐变成前一种态度。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来看，他们不是不知道现行政治制度中的缺陷。他们也想通过改革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面对社会上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潜在力量，怕改革步子太大会丧失共产党的领导权。所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一激烈，政治体制改革就停顿。但是，要从根本上稳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必须改革。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压下去以后，就要着手政治体制改革。而一提政治体制改革，“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乘机抬头。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要废除“一党专政”。否定共产党领导（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的逻辑结果。所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一次又一次地冲突。邓力群说过，自１９７８年以来，逢双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逢单年马克思主义者反攻。
1987年是单年，该是马克思主义者反攻的时侯了。学潮的平息，胡耀邦的落马，陈云一派除了一直掌控经济领导部门以外，现在，宋平取代尉健行掌握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王忍之取代朱厚泽，掌控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王芳取代阮崇武掌握了公安部。这些要害部门都落入陈云一派的手中。一批著名人士被开除党籍。全社会形成了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知识界的一些曾发表过过激言论的人颇感紧张。比较敏感的新闻界，较早地感受到了这种紧张气氛。1986年12月召开的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上，社长穆青作了长篇报告。他分析这两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原因时说：“新闻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宣传战线软弱无力。舆论界是不是真正掌握在党手里？有些报纸让出了阵地。深圳青年报登出《欢迎小平同志离休》，还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反映消息。王若望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和小平同志商榷》。新闻自由是上海一家大报提出来的，我不同意。马达（注：马达是一位老报人，上海《文汇报》总编，主张新闻自由）要和我辩论。好嘛！我应战！”“有人攻击我保守，说我们思想不解放，不改革，甚至有人说，我们跟中央跟得太紧了，这使我感到很欣慰（副社长郭超人插话：感到很光荣！）。有人把新华社看成官方警察，这没关系，总比同流合污好，总比赶时髦好！”“党的舆论工具如果掌握在糊涂人手里或者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手里，只能搞自由化。”“我们的舆论阵地不能落在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手里。他们跟我们不是一条心。”1987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的元旦社论。社论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按照年形成的传统，元旦社论是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新一年工作的基调。
１月２８日，邓力群带领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主张“宽松、宽容、宽厚”朱厚泽的权力。邓力群介绍了王忍之。朱厚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史来评说吧！”邓力群以胜利者的姿态说：“不必历史评说，现在就要评说，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下发。这个文件传达了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乘的谈话。邓小平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是强硬的。他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郭罗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了吗？难道中国名誉就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势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正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我们经常批评美国人，说他们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套来对付其它国家，但对自己也打架。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技术，利用外资，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开，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194－196页）
邓小平这个讲话一传达，各党组织马上行动。这次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声势最大的，但广大群众没有像往常政治运动那样响应。群众对“四项基本原则”有着自己直观的理解，当时流行着一首诠释“四项基本原则”的民谣：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骂，小平不能下。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提出过反对民主，但反对“大民主”；也没有提出过反对自由，但坚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