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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很少有地方能给一个学者提供像他们那样激励人的做学术工作的生活环境。能
有幸生活在那里，我衷心感激他们。
本书的一些基本想法早期的明确表达已经出现在下列出版物中：
Sztompka， P。 1995，“Vertrauen ： Die fehlende Ressource in der postkommunistischen
Gesellchaft ，” in ：Kolner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 Sonderheft 35/1995 “Politische Institutionen in Wandel，” ed。 by
B。Nedelmann ， September 1995 ， pp。254…276。
Sztompka， P。 1996a ，La fiducia nelle societa post uniste
， Messina： Rubbettino Editore。
Sztompka， P。 1996b ，“Trust and emerging democracy： lessons from
Poland，”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 Vol。11 ， No。1 ， pp。37…62。
Sztompka， P。 1996c ，“Introduzione alla teoria della fiducia，”
in： F。 Crespi and R。 Segatori（eds。），Multiculturalismo e democrazia
， Rome ： Donzelli Editore ， pp。49…72。
Sztompka， P。 1998a ，“Trust ， distrust and two dilemmas of democracy，”
in：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 no。1 ， pp。19…32。
Sztompka， P。 1998b ，“Mistrusting civility： predicament of a post
munist society ，” in ： J。C。Alexander（ed。 ），real civil societies
， London ：sage，pp。191…210。
1 这与韦伯在建构理想类型（the ideal types ）时称之为“客观的可能性
和充足的因果关系原则”的训令相似（Weber 1949：。164…188 ）。
2 我记得当我的一位老师，波兰社会学的元老，卡齐米日。多布罗沃拉基
（Kazimierz Dobrowolaki ），告诉我们他与出租车司机的谈话，在这些谈话的
基础上他得出了社会学的结论时，对于相信严格科学方法的年轻人来说，它看起
来是何等的可笑。现在我才更好的了解了他的研究方法是何等的正确。
3 这个经验研究得到了来自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mittee of scientific
Research）的基金资助，在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
的很多同事的帮助，其中扬。耶尔斯黑娜（Jan Jerschina ）、爱娃。勒尔科
（Ewa Rylko ）和帕韦尔。比恩卡（Pawel Bienka）值得我致以特别的感谢。
4 由于我的主要目的是探索信任在社会生活中运行的机制，而不是研究信任
在具体的社会中的水平或程度，样本的代表性的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应答者的
类别和研究的实施所在的城市是根据预先的理论假设选出来的，而样本的随机抽
取是在这些类别里进行的。
5 这种感觉对于科学论文的写作者来说是如此的常见，也许值得给它一个名
字：“斯科特效应”（Scott Effect）——为了纪念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
被罗尔德。阿穆德森（Roald Amundsen）赶到南极的困境而得名。
/* 3 */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两次范式的转换
（一）两种社会学
从19世纪社会学诞生时起，它就在两种选择之间左右为难：关注社会的整体
（social collectivities ）（社会［societies ］），还是关注具有社会性的
个体（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s ］）。事实上，总是存在“两种社会学”
（two sociologies ）（Dawe 1978 ： 366），两种截然不同的相互平行的社会
学传统。“第一种社会学”关注“社会有机体”、社会的整体、社会系统——这
些都有它们自己的特殊的运作原则、独特的性质和规则。“第一种社会学”的创
立者有孔德（te ）、斯宾塞（Spencer ）和马克思（Marx）。“第二种社会
学”关注“有人性的动物”、社会的成员、人类个体，尤其是关注他们的行动：
在社会的脉络中，人们做什么，他们在独处时和在集体中如何行动。第二种社会
学的创立者有韦伯（Weber ）、帕累托（Pareto）和米德（Mead）。第一种社会
学在很长一段时间统治着这个领域。只是在20世纪后半叶，系统的社会学才开始
在与行动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action ）的竞赛中处于下风。在此，我们
将表明范式转换的一致性。
在本体论层面上，有一种从对社会的“硬的”、有机的、整体的或系统的想
像（images）向社会网（social fabric ）“软的”、场域（field ）的想像的
转变，社会被看成一个流动的、总是运动的模式，一个人类行动和互动的变化着
的矩阵（matrix）1。在认识论的水平上也有相应的从采用“硬的”变量——比
如阶级地位、身份、经济地位、人口统计学的趋势、居住模式、科技发展水平、
组织形式——的结构性解释向集中于“软的”、无形的变量——比如意义、符号、
规则、价值、规范、代码、框架以及叙事（discourse ）的形式——的文化的解
释的转变。
（二）两种行动的社会学
在“第二种社会学”中，随着向社会行动的集中，似乎发生了另一种范式转
换。也有“两种行动的社会学”，两种人类行动者做什么的选择性想像。我们将
表明一种从对行动“硬的”、功利的、工具性的、实证主义的想像（以行为主义、
交换理论、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为例）向对行动“软的”、人文主义的、有意
义的想像（以符号互动论、现象学、解释学、文化研究为例）的转变。
在本体论的水平上，这是一种从把行动看成完全理性的、始终算计的、一贯
地最大化收益和最小化花费（“经济人”）的想像向对人的更丰富的图画——包
括情感的、传统的、合乎规范的以及文化的元素：价值趋向、社会联系、依恋、
忠诚、团结、认同——的转变。两种研究方向从这里展开了。一种强调心理的意
义——动机、理由、意图、态度——并导向一种行动的社会—心理理论。它的早
期先驱是威廉。I。托玛斯（William I。 Thomas ）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 ）在他们的社会行动理论中提出的思想（Thomas and Znaniecki 1918…20
；Znaniecki 1967［1934］）。另一种研究方向强调文化的意义——惯例、价值、
规范、符号——导向一种行动的文化主义社会学。这种取向的先驱是乔治。H。米
德和他的行动理论（Mead 1964 ）。另一个权威作者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他强调行动的规范取向（Parsons 1968［1937］）。很多当代理论
家详尽描述了行动的文化内涵的思想，例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的“习性”（habitus）的思想（Bourdieu 1977 ），或杰夫里。亚历山大（Jeffery
Alexander ）的“两极分化论（polarized discourses）”观念（Alexander and
Smith 1993）。注意到很少有独断的对立的代表是有趣的：对行动的“硬的”、
工具性的以及理性的想像，也允许一些“软的”文化的元素进入它们的分析。这
发生在——举例来说——最近有更多的自由印记的理性选择理论中。安东尼。吉
登斯（Anthony Giddens ）阅读了乔恩。艾尔斯特（Jon Elster）的理论取向的
修正版本，承认“理性选择理论需要对社会规范的分析的补充；规范提供了‘合
理性不可缺少的’动机性资源”（Giddens 1990b ： 223）。小詹姆斯。肖特
（James Short Jr。 ）以同样的思路写道：“社会和文化的合理性”是内涵于社
会和文化的价值中并反映在个体的选择上的。他认识到人的行为是利己主义和源
自于文化语境的规范义务的混合物（Short 1984： 719）。
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这种范式的转变反映在允许使用各种适用于弄清楚行动
的文化面向的定性的、理解的、解释学的方法上。它也以视角的逆转为标志：从
把行为看成需要由对环境的理性评估来解释的依存变量，转向把行为看成与建构、
形塑、改变所有其它的社会客体——包括各种类